陇东根据地民歌的文化价值

一、民歌源于劳动，源于生活

民歌是民间百姓根据现实生活口头创造，口头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经人加工补充修改的诗体或歌谣。它来自民间，动心中之情，抒心中之念，歌心中之感，表心中之愿，唱心中之想，乡情土语，晓畅直露，既朗朗上口，又通俗明白，既爱憎分明，又抒情达意，传唱于乡野里巷，渗透在人们的心田，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和艺术形式。我国历史悠久，山河雄壮，文化丰厚，土地辽阔，有着孕育和诞生民歌的温床和沃土。在这片壮丽的土地上，历代劳动人民创作了无数璀璨亮丽的民歌。来自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养料。

民歌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也来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劳动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实践，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也发展了人类自身。由于劳动，人类创造了民歌，创造了文学，创造了艺术，创造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物质文化需要。恩格斯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普列汉诺夫说：“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劳作的节奏。”鲁迅先生也十分幽默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生活，正是原始人类的劳动呼声，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艺术形式，促进了各类文学艺术的形成与进步，成为一切文化形态的初始，也是民歌产生的初始。

然而，“杭育杭育”的民歌，体现的是民众集体的意志，是有其特殊的创作规律的，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开花结果，它同自然界一切生物一样，是需要气候、土壤和环境条件的。只有适宜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相应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影响深远的民歌，这正是笔者重视研究陇东根据地民歌的所在，也是陇东民歌的文化价值所在。

二、陇东根据地民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陇东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农耕文化的源头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诗经》中的“豳风”，就是周人豳地的民歌，著名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采茶薪摴，食我农夫……”就是豳地“豳风”里的诗句。豳地历史悠久，注重礼仪，《诗经·周颂》记载：“为酒为礼，熏畀祖妣，以洽百礼。”周人文化丰厚，彬彬有礼，世代相传，代代相袭，这是滋养和孕育陇东民歌中的历史渊源。

若近距离的追溯陇东民歌的缘起，应该说与信天游脱不了干系。或者说它就是陇东的信天游，与陕北民歌当是同族同源，共同流行在陕甘边一带，伴随着气候时令，潮起潮落，起伏波动。就其艺术形式来说，陇东民歌的形成，既与民间道情的曲调相关，又与陇东的民间小调相关。因为陇东民歌来自民间，是民间的歌，百姓的歌，唱歌的人是劳苦大众平民百姓，歌唱的内容是百姓的情，民间的事。若按内容分类，可粗略地划分为生活、情歌两部分。

请看这首诉说旧社会穷苦无靠，不得不流浪逃难要饭的陇东民歌《要饭歌》：

满天星星一颗颗明，雪野里走来要饭人，

破衫不遮身，竹篮里头空，手脚烂的血淋淋。

太阳出来一杆杆高，娃娃哭来妈妈嚎。

窑洞里抬出尸一条，寒风送灵走阴曹。

再看这首“媳妇诉苦”。出嫁的姑娘转眼成为婆家的媳妇，生活环境猝然转变，社会角色迅速转换，人物关系、社会关系也随之改变，这一系列转变对成为丈夫的男子没有多少强烈的冲击，但对于一个青年女子的内心冲击，却翻江倒海，波起浪涌，全然另是一番天地。无可诉说的痛苦，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楚，于是化作自然而然的歌声，如泣如诉：

荞麦开花一色色红，舂米推磨到三更。

宁在娘家猪窝里卧，不在婆家佛龛里坐。

吃上婆家一顿蒸馍，不如娘家的糠窝窝。

住一回娘家上一回天，回一回婆家坐一回监。

由于民歌兴起于民间，表现民生民情，反映民风民俗，因此历代封建王朝，都很重视民歌，有的君王诸侯还很善于根据民歌内容体察民意，认识得失，资政纠偏。据《礼记》记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俗。”《汉诗·艺文志》说：“王者所以观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由此可见，民歌的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倾吐百姓心声，表现民生民情，其次在于反映民风民俗，有利于社会管理者认识得失，资政纠偏。

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陇东民歌，革命根据地民歌，同样具有这些传统民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作用。但同时，又具有根据地民歌所独有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特色。

三、陇东根据地民歌的兴盛需要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

陇东民歌和任何文化现象一样，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它不可能，也不会随时随地的发生或发展，总是伴随着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兴衰。

陇东根据地民歌是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它诞生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连续兴旺繁盛约达20来个春秋，经历了几个不同凡响的重要历史文化阶段。

一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历了革命文学思想的熏陶和启迪。

“五四”新文化运动勇敢地向一切束缚人性的封建腐朽的文化展开攻击，呼唤个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妇女裹小脚，男人留辫子。请看：

天生的大足多好看，为什么要往小里缠。

好好的脚缠起来，行走实难看。

缠足不美观，婚姻难美满。

这是时代的歌，它强烈地表现了时代的渴望，推翻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传统的思想观念，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和奉行的“男人留辫”“女人缠足”的陈规陋习。一举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剪去了垂吊在男子头上的长发辫，接着面向“女人缠足”猛烈开炮。让“女人缠足，三寸为美，如同金莲”的骗人谎话遭到前所未有的抨击，让那千百年来把女人缠足与缠足的大小作为审美的标准、衡量女子是否听话顺从、是否“三从四德”、甚至影响或决定着男女择偶婚嫁的标准，遭到空前的批判或痛击，以至终归毁灭。

二是，陇东革命根据地孕育了陇东民歌的革命精神，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与考验。

出生在陇东宁县太昌镇的早期革命党人王孝锡就是“五四”大革命时期的优秀代表，他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新思想，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列，身体力行地在中国在家乡，积极传播“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从事着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他铿锵有力的诗歌：“任何力量/不能移我之心/任何力量/不堪动我之情/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停留/我的责任策砺我不能一刻安寝/一腔热血要洗遍地球西东。”诗歌激情澎湃，情感火热，其所迸发的强烈感染力，无不启迪着人们的革命思想，影响着陇东民歌的文化精神。期间，广泛流传在陇东各地《造反歌》：“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百姓不反/离死不远/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各地联合/实行共产”，就是这一时期陇东民歌的代表。

三是，红军到达甘肃，驻扎陇东，为陇东民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将陇东革命根据地民歌推向了一个历史高潮。

1931年9月，以刘志丹为首的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创建了一支最初只有300多人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这支武装为扩大和发展陇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之后，迅速成长，使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为熊熊的燎原之势，照亮了陕甘高原，温暖了百万渴望翻身得解放的广大劳苦大众的心房，继而像一把把亮丽的火炬，让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光芒辐射全中国，照亮全中国，直到共和国巍然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和革命阶段，陇东民歌得到了迅猛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陇东根据地民歌，鲜活地播撒在人们的心田，激励着人们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心劲和精神。

这个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亲历翻天覆地的新生活，亲眼见到共产党真心实意领导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从内心由衷地热爱红军，热爱共产党，热爱边区领袖刘志丹，自觉自愿地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参加游击队，于是尽情地讴歌，尽情地歌唱，歌唱党中央毛主席红军，歌唱人民的领路人，歌唱共产党。他们唱道：

杨柳长在河边上，松柏长在高山上

鲜花开在崄畔上，红军常在咱心上

……

他们不但唱，而且把心声化作行动，要跟当上红军，参加游击队的“哥哥”，一起参加革命：

……耳听南川马蹄响，扫炕铺毡换衣裳。

白脖子狗娃朝天叫，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鸡娃子叫鸣天麻亮，哥哥拉马上南梁。

妹妹拉住马缰绳，我也跟你闹革命……

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诞生和兴盛的陇东根据地民歌，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顽强地发挥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作用，强烈地表现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于下列几个方面：

1、陇东根据地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在于旗帜鲜明地表现根据地的社会生活，主动发挥所处时代先进文化的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区根据地，陇东地区的曲子、华池、正宁、合水、环县、宁县、庆阳、镇原等根据地得到了解放，陇东根据地民歌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有效地发展。许多民歌，洋溢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发挥着根据地文艺来自群众、服务群众、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以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积极作用。如：

红军来宣传，把妇女来召唤，宣传的话儿好好听。

男女要平等，妇女不缠足，又不扎耳眼。

辫子剪成半帽盖，好像交通员。

这是红军的歌，也是红军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宣传妇女解放的歌。其形式是口语的、大众的，畅晓的，在当时也是最接近陇东地方民歌的。当地民歌唱道：

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

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当红军以歌谣形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以后，欣然接受了宣传教育的群众，又以行动回应了红军，并用简洁形象的民歌表现出来，而且是那么自然和亲近。

2、陇东根据地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在于深情地表现生活，讴歌生活，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创建了根据地民歌的新风，弘扬了革命的大众文化理念。

诞生在20世纪陕甘边区根据地的陇东民歌，是革命时代的新民歌，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朴素的民族情感，火热的边区生活，林立于民族文化艺术之林，在实践中创建了根据地民歌的新风。她散发着乡土的幽香，深情地表现着生活，反映着根据地人民淳朴的思想感情，成为陕甘边区根据地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是根据地文化中珍贵的精神食粮。请看：

盼星星，盼月亮，

穷人盼的共产党，

穷人翻身见太阳。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红缨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满天的云彩风吹散，红军来了就晴了天。

……

这是革命时代的歌，是陇东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民歌，其表现的是民众当时的心声和感情。

3、陇东根据地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体现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繁荣和发展了陇东根据地民歌，使其背负时代责任，体现其独有的文化价值。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区，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促进、推动、丰富和发展了陇东民歌，使其从内容到形式为之面貌一新，提高到了新水平，发展到一个历史文化的新阶段。同时，也使其背负时代责任，体现其独有的文化价值，表现着根据地民歌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

当历史步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处中国西北的陇东地区，自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随即又于1934年在南梁创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央红军进驻陕甘宁边区之后，这块流光溢彩的革命根据地，红旗招展，战歌飞扬，陇东民歌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越发生气勃勃，蓬勃发展。革命的时代，革命的运动，促使这方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不断冲击荡涤着旧时代、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陇东根据地民歌，歌就歌贫苦百姓的翻身解放，唱就唱老百姓的当家作主，个人有发展，日子有奔头，颂就颂给他们带来新生活好日子的共产党、毛主席。这是革命时代的大趋势，主旋律，也是陇东根据地人民的主要生活。

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闹革命，成为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锐不可挡，勇往直前。星星之火，蔓延燃烧，不久形成燎原之势，照亮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古老的中国大地到处插上了红色的革命旗帜，高高飘扬。红军，红旗，红星，红红火火的人民政权，红红火火的改天换地，漫天遍野的红色运动，顿时成为时代最为亮丽的色彩。而那伴随红色时代应运而生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陇东民歌，也随之成为20世纪红色时代的最强音，高亢激越地流传在陕甘边区，歌唱在已是睡狮猛醒的中国大地。

任何艺术都来自生活，革命根据地生龙活虎的革命生活，就是陇东民歌的主要内容。生活决定艺术，生活也同样决定艺术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现实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就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家，就有什么样的地方民歌。请看：

石榴树上开红花，边区就是咱的家。

谁敢动她一星土，咱拿性命保卫她。

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枪杆子刀把子掌握在老百姓的手里，人民翻身做主成了新政权的主人，铁肩担道义，气壮山河，扬眉吐气，表现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4、陇东根据地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在于热情赞颂人民领袖，表达时代心声，高歌时代强音。

请看：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再看：

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

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

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吃他娘，喝他娘，迎闯王，闯王来了不拿粮”的民歌，但鲜见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人民如此深情、如此真诚，又如此广泛地歌唱领袖、拥护领袖的民歌。这是因为毛泽东这个领袖是“咱们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领袖，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样的民歌表现了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其作用和意义将永远彪炳史册。

这首歌的作者孙万福是陇东曲子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当毛主席带领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曲子，翻身解放的农民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人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农民孙万福情不自禁地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满腔热情。他激情万丈地代表老百姓为共产党毛主席歌功颂德，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这首情感真挚的民歌一出口，万人响应，迅速走红，很快传遍了陕甘边区，从此《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成为陇东民歌的经典，一直传唱到21世纪的今天。因为《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产物，其所代表的正是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心声，时代的强音，人民用民歌热情赞颂人民的领袖，这个文化价值，是创造性的，也是超越历史的。

5、陇东民歌的突出的文化价值在于它鲜明的地方特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中国民歌源远流长，流传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民歌，都以其鲜明的乡土理念、风土人情、语言特征表现着自己的心声，反映着风土人情，地方风貌，因此，虽然同是民歌，各地民歌的语言和表达方法上风格迥异，各有不同。请看：

东家娘娘，坐在黄杨板凳看好戏

长工伯伯，立勒田里吃西风……

这是一首江苏民歌，绝不会让人认作陇东民歌。再看：

雨点子跌的者石头上，雪花儿漂的者水上。

相思病害的者心肺上，血痂儿坐的者嘴上。

这是首流传在甘肃河州一带的民歌——“花儿”，它也绝对不会与陇东民歌相混淆。

陇东根据地民歌是陇东的民歌，其语言和风格都是陇东化、地方化、典型化的。这首来自农家院落的民歌《推炒面》就是其中的代表：

鸡叫头绽里么呼儿嗨，叫二绽哩么呼儿嗨；

叫二绽哩么呼儿嗨，我给干哥哥么，

齐哩哩嚓啦啦啦罗罗罗得，

推炒面呀么呼儿嗨……

这首深情的民歌，唱的是民间的情，民间的爱，它真情毕露，朴实无华，节奏抑扬，音调优美，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似乎亲眼看到那个边干活边歌唱的少女或少妇，为情郎推磨轧面的快乐和愉悦。从艺术上说，最突出的就是鲜明生动的陇东特色。一个“绽”字，惟妙惟肖地道出了陇东的风味。从字面上看，对“绽”字的一般解释是绽开，绽放；比如“破绽”，比如“含苞待绽”，“皮开肉绽”什么的。而在《推炒面》里，却用来表示时辰，数量，“鸡叫头绽”就是鸡叫“头遍”，“鸡叫二绽”，就是鸡叫二遍。在这里，陇东地方语言里的那个“绽”字，多么朴实，多么生动，多么新奇，又多么的与众不同！再加上那些烘托情感、极具乡土韵味的象声词“呼儿嗨”，“齐哩哩嚓啦啦啦罗罗罗得”，一首土生土长的陇东民歌《推炒面》，给予我们的就是色香味俱全的大美无限。

后来，这首民歌经过陕甘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张寒晖的改编成为“边区十唱”，即后来的“军民大生产”：“解放区呀么呼嗨/大生产呀么呼嗨/军队和人民/西里里里嚓啦啦嗦罗罗罗呔/齐动员呀么呼嗨……”创新发展的《推炒面》，依然神采奕奕，传唱不已，至今兴盛不衰。

还有一首《跟上哥哥上南梁》，同样乡土气息浓郁，地方色彩满目：

长枪短枪拐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剩下毛驴驮娃娃。

身上挎着“长枪短枪拐子枪”，那么形象生动，那么脚步坚定，又是骡子又是马，还有毛驴驮娃娃。全家出动上南梁，为的就是拿起武器翻身闹革命。你瞧，这个女子的革命决心多么坚定，意志多么的顽强，她挎枪骑马吆喝毛驴，走山过峡上南梁，不爱红装爱武装，何等的豪迈，何等地英武，又何等的神气！这正是陕甘边区根据地人民特有的思想觉悟和精神风貌。

6、陇东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在于情真意切，感情充沛，大众参与。

陇东民歌遍及乡镇山村，参与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多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环县农民歌手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正宁县农民兼木匠汪庭有创作的《十绣金匾》，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和经典。“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边区人民要一心/枯树开花耀眼红/千年枯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孙万福的这首民歌主旨明确，语言流畅，比喻既形象恰当，又洗练精美，艺术性强。

汪庭有的《十绣金匾》，则是通过一绣毛主席，二绣陕甘宁，三绣八路军，四绣军生产，五绣老百姓，六绣民劳动，七绣女生产，八绣好家常，九绣难民来，金匾十绣全，全景式的展现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社风民情，深情地讴歌了边区政通人和的新气象，新风貌。

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朴素感情，充分表达了对人民领袖、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热爱。

令人感佩的是，这些没有进过学堂专门读书的农民，却凭着自己的天赋和激情，恰到好处地调动了多种文学艺术元素，抒情表意，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那么动人，那么自然，那么深刻。陇东民歌再次证明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属于人民，人民创造了生活，创造了艺术。

7、陇东根据地民歌的突出文化价值，在于其根据地精神的传承性，民歌形式的发展性。

诞生在风起云涌革命大时代的陇东根据地民歌，转眼已近百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陇东根据地民歌也以胜利的姿态，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进入了革命历史新民歌的行列。时至今日，中国大地春潮翻滚，迎来了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处在经济浪潮今天的陇东，还有根据地民歌的传承吗？答案是肯定的。请看：

这家媳妇真能干，擀得一手好长面。

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丝一盘。

吃到嘴里舍不得咽，吃了五碗想八碗。

把人吃得翻白眼，还想再吃不丢碗。

这是陇东闹社火时，走在社火队前面的“驿城官”（也有的称“春官”）即兴演唱的说唱《夸巧妇》，它风趣幽默，实话实说，边唱边表演，而这恰恰就是新民歌，陇东根据地的新民歌。

请看：

人活精神，树活根，日子好了有心劲，

今年元宝滚滚来，明年日进一斗金。

再看：

如今农民好气派，走进城来做买卖。

穿西服，系领带，骑上嘉陵跑得快。

社火来到北滩街，个体户的好买卖。

拉根绳绳挂成衣，货物新鲜惹人爱。

酿皮摊子人儿多，芥末辣子好调和，

年轻姑娘心火热，吃上一碗能退火。

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的陇东民歌，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民歌惯常的表述和赞颂方式方法，而且也继承了传统民歌和陇东根据地民歌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委实难能可贵：

淫秽书刊罪恶大，精神鸦片害了娃。

坏的书画加录像，给人宣传性解放。

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建设的新时期的新民歌，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社情民意，它来自陇东，出自陇东民间百姓，反映的是社会风尚，批判的是恶习流弊。

此外，当代一些诗歌也深受陇东民歌的影响，有的特色鲜明地镌刻着陇东民歌的钤印。如，活跃在当代诗坛上的甘肃著名诗人高凯，他来自陇东，歌唱着陇东，思念着陇东，又以陇东民歌的诗性，表现着陇东，赞美着陇东：

在我们陇东，随便到哪个地方问路，

都不会碰上一块大石头。

大人给你说得清楚，

还要叫娃娃给你领路、挡狗。

他深情地怀念着陇东的风土人情，即便生活在繁华的首府闹市，依然热恋那方乡土的深情与真诚，醇厚与古朴：

山里拐弯抹角都是亲戚，一家和一家住的再远，门也好进。

进了门还不好出来，走时大大小小的人把你送出小门，

又送出大门，最后还是拉着你的手，不肯丢。

正是陇东根据地民歌的滋养，让新时期陇东民歌以新的姿态，新的形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新时期多元多样又无比丰富的文化形态之一，毅然顽强地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作用。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史研究馆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

2、《鲁迅全集6·门外文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甘肃文史资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华池县志·民主革命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姚义《好红火的春官词》，《驼铃》1995年6期。

7、常文昌、常立霓《一人一方水土》《驼铃》1997年5期。

8、巩世锋主编《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原载：《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