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陕甘边和渭北革命根据地档案，“锦天花”、“天花”、“金天华”、“天华”等名字时有所见。从1933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华北宣言》中，知道金天华时任“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指挥部政治委员” [注1]，与汪锋、王世泰、金理科等人齐名。已出版的陕甘边和渭北革命根据地资料，对金天华虽有注释，但都语焉不详，含糊其辞。
1989年10月，我们夫妇俩去看望父亲金天华生前的战友、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黄罗斌伯伯，黄伯伯不无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在渭北游击队时，你父亲与习仲勋关系最好。他是渭北游击队第一任政委，我是第三任政委。我们那时打仗，很多人都牺牲了，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你父亲与我分离50多年了，没见上他一面我很是遗撼。”
听了黄罗斌伯伯的话，我们有点意外，父亲生前多次要求我们要向习伯伯学习。我们只知道习仲勋是父亲心目中的良师，却不知道习仲勋还是父亲的益友。
自此，我们一有机会，就去访问父亲的战友，搜集整理习仲勋与金天华的历史资料。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初步掌握了习仲勋与金天华参与创建渭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之间长达50余年的革命情谊。今年是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伯伯和我们的父亲金天华诞辰100周年，为纪念他们，激励后人，特写出此文，以飨读者。
与习仲勋认识前，金天华的主要经历
金天华（1913—1983），化名锦天花、天花，天华，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人。幼年入私熟，中途辍学。1929年，金天华由于生活贫穷，被迫离开家乡，到冯玉祥部暂编十五师当兵，1931年初，他转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训队（杨虎城部）当学员。当时汪锋也受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派遣打入这个干训队当学员，秘密开展兵运工作。金天华和汪锋（原名王均治）同在一个班。3月，汪锋、王占鳌介绍金天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初，金天华接受组织安排到红军陕甘游击队从事革命工作，任第一步兵大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分队长。他跟随谢子长、刘志丹转战陕甘边区，一次次打退国民党的围剿。因作战勇敢，不怕牺牲，7月初，金天华升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注2]。
几天后，金天华带领第三大队三中队与刘志丹带领的第三支队合歼国民党军队一部。
之后，在陕西省洛川一带，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与国民党一个特务团遭遇，由于敌我实力相差悬殊，游击队被敌人打散。金天华为了掩护同志，左臂中弹负伤，右手中指被打断，但他坚持战斗，不下战场。战斗结束后，金天华被送到三原县的一个游击队员的姐姐家养伤。伤势刚有好转，他就离开三原去西安寻找党组织（摘自金天华同志历史档案）。
共同创建渭北根据地和红军
7月下旬，金天华在西安找到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汪锋。汪锋决定派他到三原县武字区组建游击队。他拿着汪锋的介绍信找到黄子文后[注3]，黄子文根据省委指示与金天华一起筹备组建渭北游击队。
8月1日，黄子文与金天华将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注4]。马志舟[注5]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注6]。共六十人，三十多支枪。此时，习仲勋领导两当起义后回到渭北。“九月中旬，习仲勋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注7]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习仲勋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的到来，使渭北游击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此，金天华与习仲勋相识、相知，并肩战斗，为发展渭北根据地和红军共同努力奋斗。
10月，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在渭北特委领导下，成立共青团渭北特委,习仲勋和金天华等人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注8]。
10月上旬，根据中共渭北特委指示，习仲勋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金天华和马志舟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西原、华里坊、照金、高山槐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帮助地方建立游击队和农民联合会，袭击扰乱民团，打土豪，保护群众分粮斗争。游击队在高山槐分粮三天，三百多群众参加，分粮三百多石。期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中，企图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斗争情绪，终未敢轻举妄动。
22日，国民党军1个连配合胡景铨民团进犯武字区南塬，被渭北游击队和赤卫队击退[注9]。
11月6日，渭北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金天华带领的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游行队伍，到武字区以北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注10]。
11月9日，国民党调集了渭北6县民团和三原、小丘驻军，对三原县心、武两区连续进行围剿，杀害党员干部，烧毁房屋。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敌军突袭下，渭北游击队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金天华随游击队一起紧急转移。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工作被迫中止。
为加强对渭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取消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金天华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军委组织委员[注11]。与此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后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金天华任团县委秘书[注12]。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与金天华并肩战斗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心、武地区联成一片，形成一个赤色区域。习仲勋与金天华领导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频繁作战。
艰苦的战斗岁月，使习仲勋与金天华的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俩同庚，都刚满19岁，正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战斗热情和牺牲精神。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金天华为习仲勋丰富的斗争经验所吸引，被习仲勋卓越的能力和人品所折服。
与红二十六军并肩战斗
三原中心县委成立后，恢复了渭北游击队。1932年12月下旬，黄子文、黄罗斌、金天华率渭北游击队到照金与红二十六军汇合[注13]，与红二十六军一起将耀县香山寺的粮食、布匹没收分配给灾民。[注14]
1933年1月，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进攻庙湾夏老幺民团失利。25日，渭北游击队政委金天华向中共陕西省委呈报了《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的报告》[注15]。
庙湾战斗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二团返回照金休整。“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庙湾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照金芋园。红二团英勇抗击。敌人火力很强，眼看战士们一个个倒下，红二团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后路又被夏老幺民团截断，危急之际，习仲勋、金天华、马志舟率领渭北游击队赶到,及时阻击夏老幺部队，使红二团顺利地跳出合围”[注16]。
2月7日，金天华向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呈报《关于陕甘边区及红二十六军情况的报告》[注17]。
3月，习仲勋调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
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建立红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李平[注18]为总指挥，金天华为政委[注19]。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率领下辖的三个游击支队和各个小游击队、赤卫队，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积极配合红二十六军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7月24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28日，原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供出他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八月，以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 “围剿”，逮捕大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红四团被迫撤离渭北，进入照金苏区，渭北根据地失守。
渭北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国民党根据杜衡的供词[注20]，在西安城楼张榜悬赏通缉金天华和黄子文等一批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金天华再一次接受组织安排，到甘肃搞兵运工作，这样金天华就离开了曾经生活、战斗的那片热土，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习仲勋。
习仲勋关怀老朋友
1933年12月，金天华在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一团与中共党员冯世光一起从事兵运工作；1943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西北公路管理局和中共平东工委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金天华任华亭县安口镇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1月，任甘肃省华亭县法院副院长。
直到全国解放后，习仲勋与金天华才重新见面。此时，他们相互分离已19年。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战斗烈火浇铸而成的革命友谊却历久弥新，更加纯洁。
1951年冬， 金天华专程赴西安去看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久别重逢，恍如隔世，两位战友紧紧拥抱，久久不肯松手。
他们两人刚说了两句话，习仲勋就对金天华说：“我去见一下外宾，你等我。”他边说边甩下披着的黑色旧棉袄，换上中山装，仔细扣好风纪扣，匆匆走了。约一小时后，习仲勋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脱下中山装，又披上那件黑色旧棉袄。他笑着对金天华说：“老金，我还是穿这个舒服”。
接着习仲勋和金天华相互询问对方这些年的经历，回顾渭北战斗的风雨，缅怀牺牲的战友，憧憬祖国美好未来。千言万语，表达不完的是别后的思念和对理想的追求。
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级党员干部大会召开，习仲勋提议时任华亭县法院副院长的金天华列席大会，目的是要他多熟悉党的“三反”政策。会上，习仲勋作了《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报告。会议中间休息时，由于个别领导针对“三反”问题说了一些不当言词，有位代表误以为是习书记的意思，就在会上给习书记提意见，言词很激烈。金天华听后很生气，几次想站起来驳斥，但他看见习书记端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地听那位代表发言，不时做笔记，就暂时把想要说的话咽下去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习仲勋在总结发言时却说：“有些同志话说错了，批评是应该的。话虽不是我说的，但我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西北局主要领导。”习书记讲完话后，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掌声，代表们无不对习仲勋宽阔的胸怀，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所感动，那位给习书记提意见的代表也惭愧地低下了头。
西北局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习仲勋与金天华等一起去易俗社看戏，当晚演出的是秦腔。戏演到一半，习仲勋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因听不懂秦腔，随口评论说：“这是啥戏嘛，太难听了。”习仲勋听后回答说：“这个戏西北的老百姓最爱听，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戏就是好戏。你以后慢慢会听懂的。”
第二天，金天华陪习仲勋参观西安民族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当走到小脚女人的展柜前时，习仲勋的表情立刻变得凝重了，他对展馆工作人员说，“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遗毒，目前市场虽有需要，但我们一定要根除它。否则，中国人民就无法真正站起来，外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我的意见可以卖，但不公开展示为好，到底对不对，请你们考虑决定。”
这是金天华最后一次与习仲勋见面。
1952年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之前，推荐金天华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经建班学习。1953年6月，金天华任青藏公路工程局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五工程局二处第十一工程队队长。自1952年以后，他与习仲勋两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藏，远隔千里，无缘相见。
1964年，《西北红军战史》编写组到兰州，经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推荐，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邀请，金天华为《西北红军战史》编写组提供了陕甘游击队和渭北根据地的有关史料。
文革期间，习仲勋因所谓的“刘志丹小说案”接受审查，金天华也遭受迫害，先关进“牛栅”，又下放农村，反复批斗、游街。 1968年的一天，家中突然来了两个习仲勋专案组成员，气势汹汹地对金天华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你认识习仲勋吗？”金天华一听口气，就知道来意，他就没好气地说：“不认识！”其中一个专案组成员说：“我们现在有充分证据证明你认识习仲勋，怎么说不认识？习仲勋是反党分子，你必须揭发他的反党罪行。”金天华说：“我们那时才十八、九岁，参加共产党就是为了解放穷苦百姓，解放全中国。如果说习仲勋反党，毛主席应该早就知道，解放后怎么还让他当副总理？”那两个人无话可答，扭头走了。之后，他们到公社革委会，说金天华对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不尊重，反动透顶。第二天，公社便召开大会对金天华进行批斗。
金天华在农村期间，虽然遭受严重迫害，但都挺过来了。他每当遇到困难时，习仲勋就像一面镜子，时不时呈现在面前。习仲勋坚定的革命信念，宽阔的政治胸怀，求实的思想作风，深厚的群众基础，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不断激励着金天华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磨难。 他经常给子女们说，你习伯伯说过：“共产党还比较年青，正在成长阶段，难免会犯错误，我们要相信共产党终究会拨乱反正。”以此鼓励自己和家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底，金天华和儿子到北京去找交通部申诉冤情，儿子说：“咱们来一次北京不容易，找习伯伯证明一下你的历史吧 。”金天华却说：“我和你习伯伯是生死之交，我们分离快30年了，我怎么能不想见他呢？他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和贡献，却被冤枉了整整16年，现在刚刚恢复工作，有许多重要工作等他去做，我的这点事算什么。他也很不容易，我们就再不要牵连人家，给他添麻烦了。”
1982年， 在习仲勋和汪锋亲自关怀下，金天华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得以平反，并光荣离休。
1983年4月，金天华去世了，临终前嘱咐子女：“你习伯伯做人特别谦虚，朴实，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也从不整人，与老百姓一样。你们要以他为榜样做人做事。如果有机会，代我去看看他。”
（作者分别系金天华的儿子、儿媳）
注释：
（1）《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
（2）《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页。
（3）黄子文：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渭北总队第一支队副队长，1947年在同敌人作战中壮烈牺牲。
（4）《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页。
（5）马志舟：渭北游击队队长，1933年7月，在三原，富平交界的老虎沟，全歼张德润民团，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6）《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7）《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04页。《中国共产党陕西省三原县组织史资料》（1925年12月—1987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页）。
（8）《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9）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7页
（10）《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07页。
（11）《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页
（12）《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1页
（13）《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0页。
（14）（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5）《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16）《王世泰回忆录》第 74 页，《渭北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7）（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18）李平，又名刘捷三，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文史馆副馆长。
（19）《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6页。
（20）《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来源：选自《甘肃党史工作》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