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汾西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去汾西走走的愿望，这次山西之行终于使美梦成真。

说来话长！和汾西结缘主要缘于当年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

说起李妙斋，那可是在陕西铜川耀州区照金镇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原来并不知道李妙斋的确切名姓，在我渐谙世事的时候，那些长者们农闲时，坐在一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当年在照金闹革命的李妙斋，也许是大家叫转了字音，我们在记忆深处一直淤积了一个英雄“黎苗子”的神勇形象。

爷爷一说起“黎苗子”，立刻就是一种敬畏而叹服的表情，也难怪，爷爷曾两次从“黎苗子”的枪下获生。一次是刘志丹、谢子长、“黎苗子”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奇袭了富同耀三县保卫团，爷爷因为和照金民团张彦宁的机枪排长长相酷似，就被“黎苗子”抓了起来重点看管。当年刘志丹、谢子长抓了人，往往让对照金特别熟悉的“黎苗子”辨认，据爷爷说，即将枪决他时，“黎苗子”才和当时的农会负责人段进财一块甄明了他的身份，可以说是“黎苗子”的“火眼金睛”才免他一死。第二次是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时候，爷爷硬是被国民党“拉郎配”做了“保长”，在一次接待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一团孙友仁的部队之后，差点被“黎苗子”结果了性命。只是爷爷在孙友仁的部队撤防后，捡拾了他们遗落的六十九发子弹和三颗手榴弹，用一个草筐背到段进财家，才让正在和段进财一起商量如何除掉他的“黎苗子”得以理解并把他接纳为游击队的情报员。

后来慢慢长大了，才了解到了更多的“黎苗子”的传奇故事。原来红军的大本营---薛家寨就是他带领芋圆游击队开辟的，一九三二年初，刘志丹就把他安排在了照金的芋圆村，住在山西难民韩天成的家里，以“打零工”和“做木活”隐蔽开展工作。“黎苗子”也不负众望，成立了最早的农会和芋圆游击队，使芋圆成为了最早“闹红”的地方，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黎苗子”也成为刘志丹最为得力和最为信任的助手，成为名副其实的照金根据地的开拓者、统一战线政策的践行者。他在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后，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深入群众，如鱼得水，在根据地打击豪绅，反围剿，掩护伤员，建立集市，为边区的经济活跃和政权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红军的大后方---薛家寨付出了毕生之力，直至为保卫薛家寨而死长眠在薛家寨一号寨子的桦树峁上。

再后来，我立志要收集这些英雄们的资料，从对那些老红军和游击队员的走访中，才知道他的真正名讳是李妙斋，山西人。到底是山西哪里人，并不得而知。再后来才知道了寻找李妙斋籍贯的曲折过程。原来一九二七年底李妙斋离家投奔革命后直至牺牲都再没有回家。李妙斋并不是他的真正姓名，他的真名叫王玉玺。可能是为了避免连累家人，投奔革命后一直杳无音信。一九二九年家里曾经收到过一封封面上写着“此人不在家，请拆示为转”的字样的怪信，内容是问候家中大人，妻子，女儿，弟弟们好的话，人们根据笔迹和问候对象判断，此信可能是王玉玺稍回来的，便将信给了王家。此后就再也没有收到王玉玺的任何消息。一九三八年，王玉玺出走十多年后，他的女儿王俊良也长大成人，并且参加了牺盟会，负责妇救会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日伪部队包围了牺盟会工作人员驻地邢家要乡东角村，已经身怀有孕的王俊良同志在突围中不幸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和解放战争岁月里，店头村王玉玺家常常被日伪和阎顽刁难，有时敌人甚至派兵把王家包围，说王家长子是共产党，在延安当八路。家里人就这样为王玉玺担着“沾共”的罪名，战战兢兢地生活着。总算盼到了日寇投降，全中国解放。家里人想，这下亲人该回来了，可是盼来盼去依然是没有得到一点点关于王玉玺的消息。直到1986年秋天，甘肃平凉地区党史办在调查了解李妙斋的籍贯时，上京找到了习仲勋，张秀山两位首长，据首长们回忆，李妙斋曾说他是山西汾（什么地方）人。这样，调查人员才通过对山西汾阳和汾西县的调查比对，才彻底确定了李妙斋就是王玉玺，烈士的籍贯才得以认定。从这个时候，我才把长者们口中的“黎苗子”，李妙斋，王玉玺划了等号，这已经是一九八六年的事情，据烈士出走已经近六十年，据烈士牺牲也已经三十三年。后来又从有关资料得知，为了革命的需要，李妙斋曾经用过王宪、王之宪、王桥山、李华锋等名讳。了解了这么多曲折近乎传奇的故事，对汾西县更加充满了向往之情。

后来撰写了《北有照金》一书，二零零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这本书为媒，才同汾西县有了实质上的联系。先是由阎良的阎琴女士牵线，认识了李妙斋烈士的外孙郝文俊，又相继认识了热心人李瑞珍和汾西县政协的郭建华副主席，收到了大量信件和资料，知道了他们都为李妙斋烈士建立纪念馆的事情在不停的奔波着。后来在qq上又认识了李妙斋女儿王俊良烈士的孙儿樊亚霆，知道他们为了烈士的事情，在北京的一家售楼部，极力地联系着可能的关系和同时期的先辈后人，艰难的等待着消息。这一切更加加速了我去汾西看看的愿望。

到汾西后，果然如期见到了这些鸿雁传书的热心人。郝文俊热心的为我们安排了住宿，并邀来了县政协郭建华主席，李瑞珍师傅和在家休假的樊亚霆，素未谋面的几个“熟悉”的朋友终于见了面。亲人相聚，分外眼热，大家滔滔不绝地交谈、争论，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四个小时。温文尔雅的郭建华主席盛宴款待，酒酣耳热，大家谈笑风生，依依惜别。

第二天，在郝文俊兄弟陪同下，我们一行来到了店头村李妙斋的故居前，李妙斋故居位于修葺一新的“风祥楼”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但烈士故居的残缺零落和修葺一新的带有祈福色彩的“风祥楼”的“豪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说当年的李妙斋故居曾经如迷宫一般，让日伪迷惑，保护了很多无辜群众。可见，当年就毅然参加革命的李妙斋的家境也非同一般。可悲的是，烈士故居已经不再，只是残存的一部分已经被开挖的地基在聆听着烈士后人的哭诉，另一部分已经被一幢米黄色的烟草公司大楼所侵占。我在想，比起烟草所带来的区区经济效益，一个相当于边区“卫戍区”司令的烈士故居及纪念馆建立的教育意义，孰重孰轻，值得让那些当权者深思！

据郝文俊讲，他们这几年为修缮李妙斋故居和纪念馆的事情奔波，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已经收集了一部分文物，投入的人力不算，资金也花去了将近二十万，对于一个在县交警队上班的普通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经过不懈努力，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已经把相关信件批复给临汾市政协主席常富顺，要求马上到汾西县调研李妙斋、王俊良父女一门两忠烈的事迹，并对汾西县如何展示烈士事迹做出了重要批示。但愿这些热心人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期待着李妙斋故居的保护和李妙斋纪念馆的建立！我们呼吁这一切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能够以实际行动来告慰烈士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