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精神探析

【摘要】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区军民自觉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催人奋进、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这些宝贵理论、思想和精神凝结的南梁精神，是党史文化在陕甘边区的具体体现，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陕甘边区实际紧密结合，领导陕甘边区军民自觉排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和思想，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些宝贵理论、思想作风和革命传统最终凝结为催人奋进、垂裕后昆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是党史文化在陕甘边区的具体体现，是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南梁精神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南梁精神的概念，最早见于1985年11、12月间一些在陕甘边区战斗工作过的老革命、老领导为南梁革命纪念馆的题词。如：蔡子伟题词：“南梁革命精神与桥山共存，与日月同辉”。马文瑞题词：“发扬南梁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汪锋题词：“继承革命英烈精神，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刘景范题词：“学习先烈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与文化”[1]P52-72，2000年10月，习仲勋为重修《华池县志》题词：“发扬南梁精神，再展华池宏图”。从以上题词不难看出，南梁精神作为一种革命传统，是客观存在的，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认可。200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视察南梁革命纪念馆时说：“列宁学校是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根据地建立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具有75年历史的红色学校。这所学校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同学们现在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不仅要好好学习，而且要时刻牢记并珍惜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还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奋斗精神，长大后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2]这段讲话表明为创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奋斗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

近年来，一些报刊常常使用南梁精神这一概念，也有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和学者初步涉及研究，南梁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重要地位开始受到重视。比如原华池县委书记闫晓峰、马斌先后将南梁精神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红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现任华池县委书记赵昌军提出“南梁精神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和政治财富，在改革开放、西部开发的今天，南梁精神更需要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使其永放光芒。”[3]陇东学院曲涛教授在庆阳电视台“名家讲坛”中所做的《延安精神的形成》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南梁精神对延安精神的影响。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刘治立经过多年系统研究，撰写研究论文，对南梁精神的内涵和特征、南梁精神的定位、研究南梁精神的意义等进行系统阐述。[4]2012年8月，由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陇东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四单位联合主办的“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在甘肃省庆阳市召开。这是一次关于南粱精神的集中研究，在入选论坛的59篇论文中，专题研究南梁精神的有4篇文章。通过广泛论证，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特定地域下的精神载体和宝贵财富，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大家普遍认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确实存在一种万众归心的追求，一种社会共仰的风范，一种磅礴于世的精神，它融入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的创建历程、震撼人心的革命斗争故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等之中。这种革命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特殊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根植在陕甘边区这块红色的土地之上，代表了这个地域当时最高的精神文明成果。这种精神就是陕甘边区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总称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种精神、一种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理论、思想和精神的结晶。概括而言，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和结晶。它是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换言之，千百万陕甘边区人民流血牺牲的伟大实践，是南梁精神赖以形成的根基，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导，又是形成南梁精神的理论指南。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陕甘边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孕育了南梁精神。南梁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它是陕甘边区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否定南梁精神，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光荣传统，也忽视了陕甘边苏区伟大贡献的客观事实，也无法解释“硕果仅存”。

二、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条件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实践，特殊的实践孕育特殊的成果。南梁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基础，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特殊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恶劣的斗争环境，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条件。

陕甘边区位于甘肃、陕西、宁夏交界的子午岭山脉中段的边陲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川塬交错。从军事角度看，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这里距离敌人重兵驻守的兰州、西安、银川等中心城市较远，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在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演变过程中，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真空”。因此，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既可迅速发展，又可以影响陕甘宁三省的广大地区。这里恶霸地主、反动民团和地方小军阀众多，对民众进行野蛮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具有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愿望，易于发动和组织。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这里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也没有固定的商业网点，只有为数不多的集市。另外，从当时的客观形势来看，陕甘边区革命斗争是在白色势力的四周包围境况下进行的。加之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南方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红军相继踏上了长征路，一度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严峻的斗争形势、残酷的斗争环境锻炼了革命者敢闯各种艰难险阻的新的精神风貌。这种特殊的现实环境，锤炼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信仰、胆略、气概和毅力。要求他们必须战胜艰难险阻，磨练意志，自强不息，不屈不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革命风貌。

（二）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条件。

陕甘边区虽然地处偏僻，经济文化落后，但这里群众基础深厚，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数次地参加反抗残暴统治者的起义行动，骁勇善战、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对于陕甘边区军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易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而嫉恶如仇的文化秉性，又孕育了铲除不平的思想种子。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早期革命活动家王孝锡就在甘肃宁县组织青年社，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邠宁支部，不久又建立了中共太昌临时区委，开始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1927年“清涧起义”，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于1930年初转辗来到陕甘交界的庆阳，开展“兵运”活动。1930年10月，刘志丹成功领导 “太白起义”，打响甘肃境内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此基础上，刘志丹等人组建了南梁游击队，拉开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序幕。这支武装后来发展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为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有正规番号的工农革命武装。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创建了正宁寺村塬、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遭到失败后，逐渐摆脱“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选择以华池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正式成立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特别是西征战役和山城堡战役期间，边区人民踊跃支前，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创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形成南梁精神的基础和政治保证。

（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是南梁精神产生和形成的主观条件

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1933年8月，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抱病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会议批判了分散活动，不打红旗的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和行动，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自觉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结合陕甘边实际，及时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为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好转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33年11月，根据刘志丹的建议，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排除“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总结了以往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创造性提出“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建设策略。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又一次非常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在红军处于危难的时刻，刘志丹、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自觉寻找适合陕甘边实际的革命路线，保证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挽救了党和西北红军，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弱小的艰苦环境中，锻炼了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培育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保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也为南梁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主观条件。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对刘志丹作出准确评价，也是对陕甘边区领导集体和广大军民革命斗争实际的最好诠释。

三、南梁精神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5]，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从本质上看，南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与鲜血构筑、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陕甘边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与无产阶级世界观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先进的思想作风和独特的精神风貌。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一）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

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它集中表现为陕甘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忠诚。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暴动、旬邑起义等一系列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但都遭到了失败。从1930年开始，他们在认真总结多次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决心走井冈山道路，开始探索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刘志丹曾说：“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6]这是刘志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在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1933年5月，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执行“左”倾路线，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面对重大挫折和艰难处境，刘志丹等耐心地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教育大家坚定革命信心。他还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先后召开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排除“左”倾错误路线干扰，总结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实践证明，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没有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

（二）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

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核心。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1932年12月20日，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并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远到上海“受训”。24日，部队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红军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在王世泰坚持不当团长的情况下，刘志丹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 。[7]P110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8]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泰吉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恢复红四十二师时，刘志丹仍然推举王泰吉任师长，直到王泰吉离任后才接替师长一职。

1935年九、十月间开始的错误“肃反”波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分裂，当刘志丹从通信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他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8]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8]一些受迫害的同志有委屈情绪，他劝大家说：“不要着急嘛，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的。”[8]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他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8]在错误肃反中，习仲勋罹祸其中，经历了非同寻常、难以承受的考验。本来，他有机会选择离开此地、躲过此难，刘景范也曾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但习仲勋拒绝了，因为他担保了许多人；并且肃反主持者多以习仲勋的名义把当事人调回后方加以逮捕。习仲勋决心为这些同志负责，“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9]P204已经预测要逮捕他，但他仍遵照通知前往，结果身陷监禁。虽然受到严酷体罚和折磨，但他坚决拒绝枉加给他的罪名，习仲勋回忆说：“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9]P205正是因为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才维护了党内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确保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三）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

以人为本、面向群众的公仆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精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得以保存，并得到发展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能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有盐共咸，无盐同淡”，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鱼水关系。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他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着模范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刘志丹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从来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是一位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热爱群众、关心群众，处处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有的同志说，子长是见面熟。连白军也说，谢子长是个“擦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擦”红。他在负伤牺牲之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10]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习仲勋在主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期间，不避寒暑，走村串户，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当时流行于南梁一带的民歌唱到：“三月里来是春风，边区主席习仲勋，仲勋本是富平人，二十三岁逞英雄；打倒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翻了身。”[11]毛泽东后来评价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并为其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四）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

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是南梁精神的重要方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陕甘边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领导核心，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按照客观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在陕甘边根据地初创时期，“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只知道南下到平原地区、到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考虑根据地在这样的地方是否能够生存，结果导致红二十六军的南下失败和寺村塬、照金两块革命根据地先后丢失。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受挫的严重时刻，也出现过“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有些人主张部队分散游击。面对这些来自“左”的或右的负面干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注重从陕甘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自觉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坚持了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使陕甘边区革命形势转危为安，为以后把中国革命大本营落脚西北奠定了基础。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一文中总结道：“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12]P263由此可见，南梁精神就是在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

（五）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本质。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许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革命当作心中无尚光荣的旗帜，为了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争取全国解放，他们倾其所有，尽了最大努力，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1933年6月，习仲勋身负重伤，又面临国民党军追击，柳林贫苦农民郑老四不畏艰险，为习仲勋隐蔽疗伤，使其脱离危险。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边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边区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藏起来。面对国民党军的严刑拷打，甚至砍头、活埋，他们始终保守红军的机密，成为根据地的铜壁铁墙。[13]P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被捕后，无论是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或者在监狱中，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和国民党坚决斗争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下铿锵有力的《绝命诗》：“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系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14]1934年5月，为了保住红军游击队的秘密和主力红军坚壁的枪械弹药，李青山、曹思聪等3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军绑到南梁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国民党军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坑去。先烈们在惨遭活埋前仍同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始终没有一个人面对国民党军惨烈的活埋而投敌变节，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及边区人民群众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1934年8月26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胸部受伤，流血过多伤势严重，于1935年2月辞世。年仅38岁。1936年2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4月14日，在东渡黄河后的三交镇战役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在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过程中牺牲的许多烈士，有的家庭环境优裕，有的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等地的高等院校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他们放弃了大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放弃了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回到陕甘边区开展革命斗争，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体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甘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四、南梁精神的定位

石仲泉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各种“精神”系列，如以人物高尚品德立论的，有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等；以地区革命精神的特点立论的，有红岩精神、沂蒙精神等；以重要会议立论的，有古田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以在非常状态下执行非常任务、表现出的非常精神面貌立论的，有98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还有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15]

研究南梁精神，确定其历史定位，很有必要将其与同时期的苏区精神以及产生于西北地区的延安精神、庆阳老区精神和照金精神进行比较。

（一）南梁精神与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多块苏区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研讨苏区精神，最好是以全苏区的历史作背景来进行论述，这样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15]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之一，其革命实践所培育起来的南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仲泉、余伯流、凌步机等专家多年研究苏区精神，取得丰硕成果。2011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16]，明确概括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中央苏区精神为苏区精神的代表，但各个苏区的创造性活动所培育出的苏区精神也有各自的特色。一些研究学者诚恳地提出，苏区精神既然不是仅仅指中央苏区，而是指所有的苏区，对于苏区精神就应该用各个苏区的事例加以论证和说明[17]。因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苏区之一，既有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共性，又因为领导者、参与者的不同、斗争方式的不尽相同以及在活动空间范围、持续时间、所受干扰程度、所遭受进攻的不同等因素，使陕甘边苏区的斗争有着自身的许多特殊性。作为其精神化的体现，南梁精神作为苏区精神的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特性，需要我们从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的实际中加以梳理和凝练。

（二）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

有研究者认为，延安精神“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18]，石仲泉认为这种提法不够完善，首先是忽略了苏区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这个跨度太大，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不会使人有缺环断档之感[19]。延安精神与作为陕甘宁边区前身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培育的革命精神有什么关系呢？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程的学者认为，包括陕甘边革命活动在内的西北革命斗争是延安精神的萌生阶段，“刘志丹与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坚贞不二，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方向，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萌芽。”[20]P158。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的核心区和策源地，南梁精神是一种独特的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不仅与延安精神不存在抵牾，相反，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等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

（三）南梁精神与庆阳老区精神

庆阳作为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为基本内容的老区精神。对老区精神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90年代，原庆阳地委副书记马西林、地委副秘书长王钊林、地委党史办主任任愚公、原庆阳市委副秘书长郭文奎、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占年、陇东学院教授闫庆生等积极开展老区精神的研究工作，涉及到老区精神的形成、内涵、特点以及老区精神的价值、意义和传承等多个方面。在研究庆阳老区革命精神时，为了避免其与其他革命老区精神混淆，一些学者明确把老区精神定义为“庆阳老区精神”，并将其创造的时间段界定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

近年来，随着革命精神史序列的完善，各地分别以能够集中反映本地革命精神风貌的富有特色的名称来替代老区精神的称谓，以打造各自响亮的革命精神“名片”，如山东沂蒙山老区精神为沂蒙精神替代。那么是否用南梁精神替代庆阳老区精神呢？由于两者之间时间跨度和内涵本质等方面的差异性，替代是不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庆阳老区精神包括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南梁精神，后一阶段则融入延安精神。宣传南梁精神丝毫不意味着否认庆阳老区精神，而是庆阳老区精神研究更加具体、更加深化的结果。

根据发生时间段、空间范围、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等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南梁精神就是陕甘边苏区精神，与中央苏区精神及其他苏区精神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和特色；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精神，南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头之一；南梁精神是庆阳老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庆阳老区精神中具有肇始的地位和作用。

（四）南梁精神与照金精神

近年来，陕西省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照金精神”，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笔者认为，照金和南梁都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时期，产生于照金大地的照金精神和产生于南梁的南梁精神，都是陕甘边区革命精神，虽然两者的革命精神创造者完全相同，革命精神产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也大体一致。如照金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群众建立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21]而南梁精神“是在土地革命的峥嵘岁月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为代表，带领广大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陕甘边区筚路蓝缕开展革命实践，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过程中发展成熟的革命精神，是陕甘边的革命者生命和智慧的结晶。”[22]但两者如同一对孪生姊妹，不能因为二者相像，就试图用一个代替另一个，二者都是客观存在的。今后的宣传研究中，不仅不能互相拆台，反而要相互补台，要研究其中的异同，深入挖掘其深层次内涵和时代价值，进一步推动当地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弘扬南梁精神的现实意义

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精神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以南梁精神为代表的陕甘边区革命精神，已成为重要的党史文化资源，南梁精神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第一，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伟大实践中，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坚信马克思主义“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23]P820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注意总结和汲取“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陕甘边区革命带来的严重损失和危害，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从陕甘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探索出了具有陕甘边区特色的“狡兔三窟”根据地建设理论、“三色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和流动中作战的军事斗争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陕甘边区的具体体现，也是南梁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我们党的历史。境外敌对势力为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往往利用歪曲和抵毁我们党的历史来制造思想混乱。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欲亡其党，必先灭其史；欲兴其党，也必先兴其史。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迫切需要我们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高度，教育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迫切需要我们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在引导干部群众对党的历史文化的认同中更好地凝聚人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增强大局意识，正确认识大局、把握大局、维护大局、服务大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党的利益为重，始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维护大局中建设和发展根据地是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也是南梁精神的核心。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要领导13亿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而且需要有千千万万识大局、讲大局、顾大局、卓有成效工作的领导干部。没有这样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就难以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解决错综复杂的矛盾，从而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识大体、顾大局，把党、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胸中有大局，摆正位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做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而且，领导干部要重视当前发展，更要考虑长远发展，不能只顾当前，牺牲长远。一方面要继续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忌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片面依靠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南梁时期，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坚决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对人民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全心全意的服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全力以赴的支持。这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多发期。我们既面临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也面临着如何抑制和缩小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切实解决广大群众就医、就业、上学、住房、社保、收入增长缓慢和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无序、失地人口剧增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则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切实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困难，认真处理好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关系，真正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和群众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群众工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利益，以实际行动增进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第四，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增强淡泊名利、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意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及党员干部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正是依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党领导陕甘边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南梁精神。无私奉献的南梁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曾指出，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大公无私，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奉献精神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战胜各种困难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维护党的观念和党性修养。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用权、如何用权”的问题，用南梁精神来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真正做到为人民掌好权，为人民用好权。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和带动群众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常怀为民之心、常思益民之策、常兴富民之举、常办利民之事，做到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弘扬南梁精神，就是要教育党员正确处理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党性原则的关系，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耐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注  释：

[1]南梁革命纪念馆，南梁革命纪念馆[Z]内部资料.1986年.

[2]习近平，习近平同志视察庆阳时的谈话（2009年6月12日）[Z].内部打印稿.

[3]赵昌军，传承南梁红色精神，谱写华池绚丽篇章，发展[J].2011年(7).

[4]刘治立，论南梁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2012年第2期.

[5]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M].毛泽东文集第7卷.

[6]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N].人民日报.1993-10-24.

[7]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A].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

[8]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9]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0]叶   滨，子长负伤以后[N].解放日报.1946-3-1.

[11]王永魁，充分利用档案资源做好党史资料抢救工作[J].庆阳党史研究.2011年(4).

[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

[13]任愚公，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发展[A].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Z].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N].人民日报 .1984-3-3.

[15]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J].2006年(1).

[16]习近平，弘扬苏区精神，坚定信念创先争优[N].人民日报.2011-11-5.

[17]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J].2006年(1).

[18]金   鑫，延安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J].2010年(6).

[19]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J].2006年(1).

[20]傅治平，精神的升华——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M].人民出版社.2007年.

[21]万生更，照金精神探析，党史博采[J].2010年(4).

[22]刘治立，论南梁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J].2012年(2).

[2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刘秉政，甘肃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庆阳市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庆阳党史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