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梁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孕育形成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陕甘边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最佳概括，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是延安精神的先河和重要源头，也是庆阳老区精神研究的丰富和深化。南梁精神的内涵应该包括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面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等几个方面。
南梁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西北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南梁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存留的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为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特定地域下的精神载体和宝贵财富，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提炼南梁精神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老区大发展、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南梁精神的形成及定位
1.南梁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孕育形成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全国的统一，但各地军阀的混战却愈演愈烈。当时的陇东为大小各派军阀所盘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辛万苦，历遭千难万险在陕甘边广泛播下革命的火种。1931年9月成立的南梁游击队，拉开了陇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序幕。1932年初组建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及嗣后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标志着西北地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有正规番号的工农革命武装。1933年召开的包家寨会议，使陕甘边党的组织和红军率先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正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政方略，是西北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4年11月，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为经历长征的中央红军提供了立足点，为创建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孕育形成了以“艰苦奋斗、面向群众”为核心的南梁精神。
2.南梁精神，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
南梁精神，是我们党从国内二次革命战争后期，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逐步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它集中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伟大品格和精神风貌。南梁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物质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它同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品德有渊源关系。其次，南梁精神又是对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丰富和发展。我军初创时期，在困苦的条件下，开辟农村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形成了井冈山精神、洪湖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等。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斩关夺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又有了长征精神。南梁精神和这些精神是—脉相承的，特别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期，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摆脱了以前照搬外国经验，把自己的胜利寄托在国际斗争的胜利上或依赖外国援助的状况，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加丰富，更加完备了。再次，南梁精神成熟于革命领袖的倡导和抗日军民的实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抗日战争将必定是一个艰难的持久战，因而从抗战一开始，就要求我党我军以艰苦的努力来赢得胜利。抗大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把“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为校风和很重要的教育内容，从理论上提高各级干部坚持艰苦奋斗精神的自觉性，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积极实践，开拓拼搏，在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中全面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使南梁精神日趋完善成熟。
3.南梁精神是对陕甘边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最佳概括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西北根据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的地位也是其它根据地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队伍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渡过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在感叹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也禁不住要发出疑问：到底是什么促使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又是什么促使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和广大军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呢？答案是精神的支撑，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有一种精神。”正是因为西北广大革命人民与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精神，才有了陕甘边根据地光辉的历史。习近平在南梁调研时说：“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各级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时俱进地加以弘扬。”因此，怎样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广大革命人民与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同此前此后的历史一样，需要提炼出一种“精神”，“南梁精神”便应运推出。因为没有这个“精神”，就很难科学地说明那段历史和它的革命精神。
二、南梁精神与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和庆阳老区精神的关系
研究南梁精神，确定其历史定位，提炼其内涵，很有必要将其与同时期及稍后的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进行比较分析，也有必要与庆阳老区精神进行比较。2012年8月19日，由甘肃省历史学会、庆阳市历史学会、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陇东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省历史学会第23届年会暨庆阳市历史学会第6届年会学术研讨会”在庆阳市西峰区通过学术争鸣，与会学者在南梁精神定位上达成共识，认为，南梁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西北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南梁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存留的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为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南梁精神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南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特定地域下的精神载体和宝贵财富，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
1.南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区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多块苏区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中央苏区精神为苏区精神的代表，但各个苏区的创造性活动所培育出的苏区精神也各有自身的特色，如湖北的“红安精神”，福建的“古田会议精神”等。一些研究中央苏区精神的学者诚恳地提出，苏区精神既然不是仅仅指中央苏区，而是指所有的苏区，对于苏区精神就应该用各个苏区的事例加以论证和说明。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之一，其革命实践所培育起来的南梁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梁精神作为苏区精神的组成部分，既有与中央苏区的共性，又因为领导者、参与者的不同、斗争方式的不尽相同（诸如独创的“白色运动”即兵运、“灰色运动”即联络绿林势力、“梢林主义”、“狡兔三窟”等），以及在活动空间范围、持续时间、所受干扰程度、所遭受进攻的不同等因素，使陕甘边苏区的斗争有着自身的许多特殊性。作为其精神化的体现，南梁精神具有自身的特性，需要我们站在苏区精神的高度，从陕甘边根据地斗争的实际中加以梳理和凝练。
2.南梁精神是是延安精神的先河和重要源头
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忽略了对陕甘根据地也就是陕甘宁边区前身的革命精神的认识，延安精神似乎成为空降物、随着长征而生的泊来品，与陕甘地区革命实践所培育的精神无关，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些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程的学者认为，包括陕甘边革命活动在内的西北革命斗争是延安精神的萌生阶段，“刘志丹与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坚贞不二，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政治方向，他们的奋斗精神，是延安精神的萌芽。”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的核心区和策源地，南梁精神是一种独特的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不仅与延安精神不存在抵牾，相反，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
3.南梁精神是庆阳老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庆阳老区精神中具有肇始的地位和作用
庆阳作为全国著名、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庆阳老区的人民群众，在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抗战、支持陇东地区及全国解放的背景之下，在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过程中，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浇铸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优良传统和作风——老区精神，这种精神折射出“井冈山精神”，尤其是“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及“延安精神”的光芒，反映了庆阳老区人民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庆阳优秀本土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铸就的丰碑，是世代相传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是庆阳老区人民的“根”和“魂”，是“中国老区精神”和“红色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老区精神在庆阳老区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庆阳老区的各界领导、学术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历来都非常重视老区精神的引领和导向作用，1990年，中共庆阳地委经过广泛调查、深入研究，把老区精神的内容概括为五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对这种精神的总结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老区精神创造的时间段比较长，既包括土地革命时期，也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因此，南梁精神自然也就成为老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庆阳老区精神中具有肇始的地位和作用。
三、南梁精神的应有内涵
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相比，目前学术界对南梁精神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从仅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专家、学者们对南梁精神内涵的论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陇东学院刘治立教授认为南梁精神的内涵至少应包括：“恪守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务实精神，忠诚于党、忠于事业的奉献精神，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等几个方面；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主任张桂山把南梁精神的内涵提炼为“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团结一心、无私奉献，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服务群众、忠于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现任华池县委书记赵昌军将南梁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面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实干的开拓精神”；中共华池县委党校田静副校长将南梁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几个方面；2012年8月24日，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在南梁“弘扬南梁精神，落实《振兴规划》推进老区崛起”主题活动上把南梁精神概括为“面向群众、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笔者以为，无论从那个角度概括南梁精神的内涵，都离不开对陕甘边苏区广大共产党人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精神的肯定，离不开对陕甘边苏区共产党人为面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的充分认定和高度认可，更离不开对陕甘边苏区人民拥军支前、无私奉献精神的肯定。南梁精神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其根据地广大军民始终坚持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和奋斗精神。在创建红色政权的伟大实践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终将实现。在组建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刘志丹先后经历了渭华起义的失败、三道川事件、张皮原遇挫、彬县身陷囹圄、早胜遭暗算、合水遇险等挫折，但是他面对这些挫折和失败，从不丧失信心，还不断鼓励革命同志坚定信念，克服悲观情绪。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的心情很沉重，刘志丹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刘志丹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在红26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对战士们耐心地进行革命思想和信念教育，组织战士突围，并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来呀！咱们的道理正，穷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面对一些同志遇到挫折和失败时的消沉情绪，谢子长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他还幽默地说：“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嘛。”陕甘边地区的共产党人面对革命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终将实现。
2.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南梁精神的精髓。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善于创造，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结合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决了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比如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斗争中，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由于各种原因，在敌人的围攻下先后丧失。在1933年11月召开的包家寨子会议上，他们在认真总结创建革命根据地挫折的经验教训后，从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出发，做出了把根据地的建立确定在陕甘边地区，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后方依托，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战略发展区域，以陇东为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区域，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等正确决策，把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引导到正确的革命轨道。毛泽东对刘志丹等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3.面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面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南梁精神的本质。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在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刘志丹是实践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刘志丹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乡亲们都一直亲切的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常常坐下来和大家谈心，或者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满室大笑。每到一地，刘志丹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当地的敌情、社情。他熟悉陕甘边区的每一座山岭，每一道水沟、每一个村庄，战士们都称他为“活地图”。由于刘志丹平易近人，热爱群众，他在红军和人民群众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受战士们、人民群众的爱戴。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乎人家，有一户贫苦农民老婆婆和儿媳妇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才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1936年2月，为适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红军出师东征，有专程跑来看望刘志丹的并慰问红军战士的，其中陕北神木县有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说刘志丹来了，挪着拐杖来看望刘志丹，人们问她你双目失明怎么能看见刘志丹？她说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当刘志丹站到老人面前，拉着大娘的手亲切的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泪说：“好哇！你带领红军打敌人，真是咋老百姓的救命人。”在场的许多人都被感动得落了泪，充分反映了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仲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运用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之中，他认为，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只有深入群众、组织群众，才能争取革命胜利。他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基本革命力量的，革命的过程就是和人民结合的过程，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不等于农民自然地就追随共产党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在兵运中，他与土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在南梁，仍是如此，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夜以继日的工作。在转战中，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病养好后，他被留在离南梁很近的二将川坚持斗争，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经过深入调查分析，他确定的工作步骤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创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他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陕甘边根据地。习仲勋是筹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习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为工农大众所感动，他是搞地方工作的典范，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赞誉习仲勋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4.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是南梁精神的基础。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刘志丹等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在边区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而且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干部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中共陕甘边特委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刘志丹是践行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楷模。刘志丹虽然先后担任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及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总指挥等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日常生活中，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住窑洞草棚，穿千补百衲的衣服，脚穿草鞋。
1944年3月，抗大七分校在独臂将军校长彭绍辉的率领下，共5200余人，携带镢头，枪杆、笔杆等“三件宝”由合水城关一带先后进入东华池、豹子川、平定川，开挖窑洞：修筑校舍，建立“革命家”，共挖窑洞690多孔，建新房40余间，箍石窑30多孔，盖起了一座可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堂，1944年，全校生产的粮食折合细粮共5650余石，养猪1300余头，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蔬菜全部实现了自给，学校还开办了饭馆、粉坊、纸厂、酒坊、磨坊等。在大生产运动中，七分校坚持正规教育和训练，办学3年，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抗大七分校学员立即投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师生离校时交给华池县政府余粮7000余石。
由于刘志丹等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大力倡导并亲自践行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陕甘边根据地各级政府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自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严守革命纪律，有力地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南梁精神，是一种革命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很强的实践性。在加快老区振兴，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南梁精神并没有过时，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提炼，把它发扬光大，使南梁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甘肃华池县南梁红色景区建设管理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