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的诞生地，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抗日的前进出发阵地和后方保障基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边区进行的政权建设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积累了经验，边区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进行的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边区培育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是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重要依托，老区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地位十分突出。
一、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地区地处中国偏僻的大西北。辛亥革命以后，这里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各派军阀互争军政大权，各自扩充势力，占地为王。在他们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可言，生命安全失去保障；在经济上备受盘剥，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之土匪散兵横行，烧杀抢掠；地主豪绅肆虐，良田被占殆尽；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广大劳苦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铤而走险，曾自发地结成“红枪会”、“哥老会”等组织，以“围城”、“交农罢耕”等手段，与反动官府、地方豪绅进行斗争。虽然屡遭镇压，但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始终不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陕甘人民的反抗斗争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从1925年至1927年，陇东的王孝锡、王晓时等，陕北的李子洲和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就深入农村、学校，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先后组建起了党、团支部或特支，领导人民群众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陕甘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勇敢地连续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后又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干部。从1931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走毛泽东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陕甘边界、陕北组建革命武装，先后成立了陕甘边界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后来依次发展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其间，曾在正宁寺村塬地区尝试创建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进入陕西耀县，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又转甘肃华池地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形势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在陕甘边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六军的大力支援下，陕北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之后，两块地域隔绝的根据地和两支红军主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在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连片统一，形成了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南北遥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蒋介石在“围剿”江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不得不抽出兵力来防范陕甘，这在客观上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自1928年四五月间由清涧、渭华、旬邑三大起义始，到1935年春粉碎陕甘宁晋四省敌人第二次“围剿”止，已经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一大块根据地。蒋介石在对长征中的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对陕甘红军也发动了多次“围剿”，特别是1935年8月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动用了东北军第67军和陕甘晋绥地方军10多万人，企图在中央红军主力未到达之前，将陕甘苏区一举“剿”灭。但在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蒋介石又一次遭到了惨败。陕甘边根据地原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辗转到达陕北，使陕甘红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蒋介石武力“剿共”的企图更难实现。1935年10月，陕甘红军又胜利地进行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军事条件。
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还因为其具备红军立足的经济条件和地形地理条件。陕甘边根据地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它当时已有1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90多万人口，又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可耕地多，发展农业潜力大，地下又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盐的储量也十分丰富。这些经济条件可以满足红军吃、穿、用的需要，对进一步发展也有一定基础和余地。在地理和地形条件方面，陕甘根据地北面和毛乌素沙漠相连，南面延伸到渭河流域，西面紧接着六盘山麓，东面则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这一地理位置对红军来说，北望华北，南接关中，又处在抗日的前哨，回旋余地大；且北面的无垠沙漠，使敌难于用兵，东面的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使红军避开了四面受敌的窘境。根据地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的机动性大受限制，而红军惯用的游击战、运动战却可大显身手。这无疑为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地形地理条件。
因此，红军长征入甘后，党中央明确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对于还在艰苦转战，寻找立足点的红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陕甘边大片的苏区和众多红军的存在，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从另一方面来讲，红军长征已历时12个月，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其兵员补充，伤病员医治，武器弹药、粮秣补给都十分困难，部队也已十分疲劳，急需一个根据地使部队得到休整，而陕甘根据地就适应了红军的这一要求。所以，把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当时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也是红军当时的迫切愿望。
此外，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正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亡之时。红军走进陕甘边根据地，胜利结束了长征，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江南移至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坚力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从此转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很显然，如果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就会非常困难，就很难有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那个时候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抗日时期怎么到华北、华中，怎么搞那么多根据地……一句话，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陕甘苏区、陕甘宁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几个历史过程。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的“围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迎接即将到来的二、四方面军，果断进行了西征战役。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环县、豫旺、同心、盐池、定边、固原等县或其部分地区，开辟了纵横400多里的新苏区。先后建立曲子、环县、豫旺（定环）、豫海、固北、定边、盐池等县级苏维埃政权，使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陕甘宁苏区便正式定名为陕甘宁边区。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建立，边区政府驻延安，辖陕西、甘肃、宁夏3省23县，人口150万，可耕地900多万亩。党中央的到来并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驻在陕甘宁边区，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模范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地，成为党领导的全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它为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地军民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相当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使根据地成为直接对日作战的八路军休整、补充、接济的可靠战略后方基地。
在经济建设方面，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竭力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实行“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的严密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一时陷入经济财政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尽快改变边区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支援抗日战争，毛泽东向边区人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党中央提出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整个陕甘宁边区（含陇东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军民在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劳动竞赛，纺线织布，开荒种地，养猪烧炭，增加收入。陇东老区党政组织，根据各县人少地多，可开垦荒山较多的实际情况，积极动员群众帮助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驻军、学校师生开垦荒地，种粮棉，种薯菜，很快实现了丰衣足食。一方面供养支持了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又给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定困难时期物资的重要征集之地。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战胜了严重的经验困难，普遍地解决了边区人民生活和部队军需问题，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支援前方抗战，巩固抗日后方，提供了物质条件，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政治建设方面，一是有效进行了政权建设。为了更好地贯彻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以维护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在边区经过普选，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即在执掌政权的人员结构组成中，代表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广泛的普选活动的开展和“三三制”政权结构的组成，有效地增强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坚持“还政于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使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使政权的先进性和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政权扎根于群众之中，更加密切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八年抗战中，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努力生产，积极交纳公粮，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边区政权稳如泰山，八路军大后方战略基地坚如磐石。二是有效地进行了党的建设。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中共中央的要求，边区各级党组织先后在社会各界、各阶层发展了大批党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各抗日民众团体的骨干分子和组织、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就拿陇东来说，到1937年底，陇东地区党员数量由2000多名增加到6000多名。边区各级党组织还进行了组织整顿，开展了审查党员成分、纯洁党员队伍，审查支部、健全领导，开展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反对官僚主义、改变工作作风等活动，全面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三是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安排部署，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虽然运动后期，出现过“左”倾错误的失误，但正是通过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觉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思想认识达到空前的统一，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对干部的需要，在延安开办了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在陇东根据地组建了多达5000人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与此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选调许多陇东地方干部参加多种培训学习。毛泽东还亲自为“陇东中学”题写校名，这些学习和培训对于提高干部的军事水平、思想理论水平、文化素质、搞好抗日根据地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干部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在军事斗争方面，进行了以保卫根据地、维护统一战线为中心的反摩擦斗争。1939年初，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在1939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对驻守在镇原城内的八路军第七七零团三营和驻守宁县县城的八路军警七团一营实行包围，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反击，打破了敌人的包围。为了顾全大局，从团结愿望出发，在打退顽固派挑起的这次镇、宁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制止冲突，谈判解决问题的建议。经过反复努力，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摩擦暂时平息，但顽固派的反共立场未曾改变，又于1939年12月在陇东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冲突，也称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八路军针锋相对，将国民党合水县政府及庆阳县政府第三区区署“礼送”出境，端掉了盘踞在环县甜水堡赵老五（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老巢。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将领于1939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主持公道，制止事态扩大。同时指示陇东驻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摩擦行动。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政治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谈判，通过谈判平息了事件。边区政府正式在庆阳、合水城和镇原的马渠建立起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陇东专员公署专管这3个县。同时在边区积极开展剿匪反特除奸斗争，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社会秩序，保卫了根据地，维护了统一战线。
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兵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转战陕北，在取得蟠龙大捷后，挺进陇东，于1947年五六月间，发起陇东战役，在华池县和环县等地给予国民党马鸿宾部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进而乘胜北上，收复“三边”，取得了西北解放战场上的主动权。
陇东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甘肃境内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也是陕北三战三捷后对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胜利作战。整个战役历时半个多月，歼灭敌军4380余人，缴获骡马近1000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有效地补充了部队。这次作战的胜利，对陕甘宁边区尔后的反击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西线的包围与进攻，扩大了陇东党政军机关和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坚定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为彻底战胜敌人打下了基础。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陇东老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野战部队就地打击敌人，参军参战，筹粮筹草，出人出畜，采取一切办法支援前线，收复被占领区。并与中共甘肃工委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争取西北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三年中，陇东解放区的群众深明大义，克服重重困难，罄其所有，大力支援前线。他们为部队交送公粮9246.75万公斤，面粉3145.2万公斤，饲草720万公斤，饲料445万公斤。为前线赠送慰劳品、粮食1000万公斤，饲料600万公斤，瓜果蔬菜165万公斤，肉、蛋3万余公斤，羊1500多只，军鞋5000多双，袜子2000多双。在战争中，陇东老区人民怀着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厚意，收容失散掉队的解放军官兵，掩护医治大批伤病员。1947年，新正县林区群众先后寄养西北野战军伤病员467名；华池县有个乡仅有90多户人家，就养护伤员1000多名。1949年，陇东分区在交通大道上每30华里就设一供水站，日夜为解放大西北的过路部队供应开水和食物。组织10800人为担架队员，随军转运伤员、粮草；组织800多名战勤服务队员随军修桥补路，押送俘虏。陇东分区长期担架队5250人，跟随一野部队运转5000余里，参加了解放兰州、宁夏、青海等重大战役，直至1949年11月，才全部返回家园。大批队员成绩突出，立功受奖。
总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曾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作过充分肯定，他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这足以表明陕甘宁边区及边区人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历史贡献。
作者：王亚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编审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