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及其实现

1934年，由于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及党内“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终遭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发展，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嗣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各路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本文就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的选择及其实现做粗浅探讨。

一、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过程

长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略转移中，创造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为此，党中央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长征途中曾8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易落脚点。

1、于复杂战争环境中及时调整选择利于红军生存的落脚点

红军被迫长征，国民党重兵追堵，处境万分困窘。所以长征伊始，首要问题便是生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只得围绕生存而选择落脚点。中央红军首次选择的落脚点是计划从南线突破敌人之封锁线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此计划若能实现，即可摆脱困境。但在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国民党当局察觉红军动向后便先机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致使红军于12月初冲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封锁线后，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于是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建立根据地。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却不顾敌情变化，坚持要到已是敌军重兵布防的湘西去。在红军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挥师攻取敌薄弱环节贵州。这一改变，使红军避免了与蒋介石重兵的正面冲突，保存了革命力量。12月18日、31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在贵州黎平、猴场举行会议，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目标。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1935年1月7日解放黔北重镇----遵义城。之后，蒋介石调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共150多个团几十万军队，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改变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南或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由于蒋介石又调集中央军和川、滇军利用长江天险阻拦红军，中共中央遂在2月召开的扎西会议上适时确定红军停止北渡计划，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扎西会议后的一个多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四渡赤水，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之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总兵力达十万多人。

2、依据敌我态势及时调整选择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

两军会师后，党中央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及民族矛盾的变化，在选择落脚点问题上不仅考虑生存，更要利于北上抗日，所以落脚点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区域空间因素。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备的条件：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经济条件较好。会议据此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一决定正确地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然因张国焘拥兵自重，坚持南下，拖延、干扰和分裂红军，致使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宝贵时机。所以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把原定经松潘地区北上的路线，改为穿越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出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占领甘南之洮河、夏河一带。此时张国焘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并妄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率领右路军（包括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3、根据革命形势调整选择利于中央能够影响全国的落脚点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坚持北上的红军只有8千人，在川陕甘大范围内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此时面对蜂涌而来的追堵之敌，党中央在选择落脚点问题中考虑到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遂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因此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关于长征落脚点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也就是说要便于向外发展，而不会受阻于高山大川等天然屏障。为此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争的方式，经甘东北、陕北，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靠近中苏边境地区（宁夏）创造一块根据地。

从上可以看出，长征途中敌我态势瞬息万变，为了摆脱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情变化，在长征中逐步地摸索、认识，不断地、适时地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努力地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

二、红军长征最终选定的落脚点

红军长征前六次落脚点的选择，经历了围绕利于生存、北上抗日及影响全国革命的目标阶段变化过程，基于这样的宏大目标，中央红军最终一步步走向了陕甘根据地。

1、陕甘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走出了一条独具陕甘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他们于1932年12月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到1934年秋，以庆阳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包括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进入鼎盛发展阶段。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同时，谢子长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陕北人民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为保存、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残酷的反“围剿”斗争。在1935年的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挫败了蒋介石采用的对付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时的堡垒战术，攻克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东至黄河，西达环江，北至长城，南到淳耀的统一的陕甘根据地，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达4000多人。

2、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的确定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9月18日至20日陆续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红军从国民党一个少校副官及邮政代办所处缴获收集了《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多种报纸。聂荣臻得到了一张《山西日报》，当看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陕北红军根据地又遭到围攻”的新闻标题时，他立即命令警卫员把报纸送交毛泽东。而一张7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则载有阎锡山的一段原话：陕北共匪甚为狂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乎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的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当从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游击队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当即找来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是来自陕北惟一参加长征全程的人，他把刘志丹红二十六军活动和陕西革命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详细介绍。9月22日上午，在“义和昌”药店毛泽东住处召开了领导人会议，初步决定红军到陕北去。下午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和林彪讲话，动员大家北上陕甘根据地。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对于历经千难万险、血雨腥风的红军来说，无疑是意想不到的天大惊喜。张闻天为此写下了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博古也根据报刊资料写了《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两篇文章后来都发表在9月28日的《前进报》上，反映了党的落脚意向。

哈达铺团级会后，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3日，陕甘支队挥师北上，佯攻天水，北渡渭河。9月27日，占领通渭县榜罗镇，进一步证实了陕甘根据地的信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一所小学里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后来的中央政治局铁边城会议和吴起镇会议再次批准了这一决策。

3、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

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后，党中央即率领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袭占通渭城，跨过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经过庆阳的镇原、环县、华池，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边根据地的赤安县吴起镇（今陕西吴起县）。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的主要区域。11月初，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先期到达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先期到达陕甘根据地安定县瓦窑堡。1936年5月底，红军西征期间，东北军在蒋介石施压下，开始向瓦窑堡推进。此时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为避免内战，6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计划迁到庆阳环县的洪德一带，然因敌情变化，中央机关于7月初到达保安（今志丹）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机关于1937年1月迁驻延安，自此党中央驻延安长达13年。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为巩固扩大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西征战役。在西征取得重大战果之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于1936年7月初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8月到达甘肃南部。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23日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在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点燃之时，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特殊的历史意义。

三、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原因及条件

红军长征途中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不得不前后七次改变落脚点，前六个落脚点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而经过千难万险最终选定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在政治、地理等方面与红军生存、抗日及指挥全国革命的各项目标要求基本吻合，且具备红军落脚的最基本条件。

第一、北上抗日政治目标是长征红军走向陕甘根据地的根本原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到红军长征时期，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6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1935年9月，党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始终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惜冒着孤军北进的巨大危险，为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毛泽东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这就是说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目标使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逐步走向了陕甘根据地。

第二、“硕果仅存”是长征红军走向陕甘根据地的必然结果。红军长征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略转移中，创造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红星》报是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社论曾指出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多次改变战略方针，其中前六次确定的落脚点都是到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红军在一年的大规模流动作战中，天上有几十架飞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意料不到的艰难险阻，因此要在一个新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其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红军急需一个可以使之得以休整的根据地，而党中央选定的第七个落脚点，与前六个落脚点的本质区别就是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其现成性恰好适合红军的急需要求。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长征红军最终找到了陕甘根据地这样一个落脚点，使处于极端困难中的队伍得到了唯一一块能够获得休整的“家”，而家无论是对于个体的人还是革命的集体来说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第三、地缘政治历史条件是长征红军得以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基本条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最后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因为当时唯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具备红军落脚的最基本条件。首先地缘优势利于红军生存抗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北连浩瀚沙漠，南接渭河流域，西靠六盘山麓，东临天堑黄河，可避免四面受敌，又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可进可退，利于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同时根据地境内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其次人文条件利于红军发展壮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处大西北，贫穷落后，历来反动统治野蛮残暴，人民群众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反抗斗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陕甘地区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另一方面陕甘根据地的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所以群众基础很好，利于革命发展。再次革命政治形势利于红军落脚。从全国形势来看，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际，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各界人士抗日呼声高涨，国民党蒋介石“剿共”之策遭到各界人士谴责。从西北革命形势来看，正值党中央和红军进行长征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却在一次次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落脚陕甘营造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党中央和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决定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时，红二十五军已先期从鄂豫陕根据地转战到达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合，使根据地军事实力大大加强，从而牵制了相当力量的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顺利北上落脚陕甘根据地减轻了军事压力。

第四、陕甘根据地的迎接准备工作是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的基础保证。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创建并保存了惟一现成的、巩固的落脚点，这是陕甘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最突出的贡献。随着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步伐的加大，陕甘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国民党反动派遂调集10余万大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而在九、十月间，正当反“围剿”斗争处于紧要关头时，陕北错误“肃反”开始，刘志丹、习仲勋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陕甘边根据地党和军民做出巨大牺牲，才使这块全国惟一仅存的根据地得以保存。同时，当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北上陕甘之际，刘志丹、习仲勋等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为各路长征红军筹备粮草；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给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送陕甘根据地的信息，并派出人员进入敌占区寻找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5日左右，刘志丹派出的人员终于在环县一带迎接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看过信后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可到家了。然后他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召唤：“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甘苏区了！我们的陕北红军派人来接我们了……”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指战员们欣喜若狂，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不少同志留下喜悦的热泪。

四、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战略的实现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得以实现，除了陕甘根据地具备红军落脚的基本的、独特的条件外，最为关键的是党中央高瞻远瞩，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落脚点的军事的、政治的措施。

1、军事举措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驱二万五千里，虽然最后终于在陕甘根据地得以立足。然而，这里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从地理方面讲，这里地处黄河、沙漠三面包围之中，可赤化地域有限；从军事方面讲，在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前后，蒋介石数番调集重兵“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企图使红军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所以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红军处于不利状况；从经济条件方面讲，陕甘地瘠民贫，后勤供给存在一定困难。可以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虽然找到了落脚点，但落脚点在经济、地理、军事方面仍然面临严峻形势。所以要在陕甘根据地站稳脚跟，必须稳固发展根据地，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首先，以“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稳固落脚点。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接着面对当时风云变幻、极为复杂的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根据地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因为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刚刚落脚陕甘根据地，根基未稳，急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同时陕甘根据地周围驻扎有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大军，红军四面受敌，危机重重。为了保卫根据地，红军东征山西是“以发展求巩固”的惟一正确抉择。因为山西地靠陕北，阎锡山虽拥有10万晋绥军，但兵力分散，且无与红军作战的经验，进攻山西，可以迫使阎锡山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威胁。1936年2月至4月，毛泽东亲自率部东征，转战山西50余县，扩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筹款30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同时在山西20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其次，西征建立以洪德城为新的根据地中心来稳固落脚点。东征取得了相当的利益，但在山西军阀阎锡山和蒋介石共同的“围剿”下，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回原来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这就是说东征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落脚点面临的困境，为此党中央和红军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向。而在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仍然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党中央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又调集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等共16个师另3个旅，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其首要目标是夺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的东北地区，为此在陕甘根据地的东北线，部署了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晋绥军1个师又1个旅，作为“进剿”军的主力，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第84、86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西北线上则以宁夏马鸿逵的第七师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驻守要地，防堵红军西进；在陕甘根据地的南线，部署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共8个师。好在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形势提出的在甘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为了进一步研究军事行动问题，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在6、7、8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选择以洪德城作为新的根据地的中心，是因为洪德城所属的陇东，地处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依托，地势较高，可俯瞰、南攻关中，为西北地区历来军事重心。第二，陇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群众基础非常好。第三，当时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带。为此，西征红军首战曲子镇，经过10多天的作战，西征左路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的城镇，控制了该线交通；右路军则攻占了宁条梁，包围安边堡，主力进至宁夏边境，经过征战开辟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纵横400多里的新根据地，并且与老苏区连成了一片，陕甘宁根据地规模初具。在红军西征的同时，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按照蒋介石命令，于6月中旬由延安地区分3路向北进攻，企图进占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5日，分别进至安塞、蟠龙和永坪一线。这时，早已进至绥德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3军，也有从东北面配合行动的迹象，因此瓦窑堡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瓦窑堡迟早必失，为争取主动，于15日决定中央及军委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准备移至庆阳环县洪德城、河连湾一带。但是，就在中央机关西撤的6月底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乘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指挥东北军大举进攻红军，特别是第106、108师由庆阳地区向北进攻曲子镇，对洪德城一带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央机关才驻到了陕甘根据地腹地保安，以便于指挥红军和开展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再次，山城堡战役胜利是红军长征稳固落脚陕甘根据地的标志。东征、西征战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卫、扩大和巩固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使命，而且迎来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大西北的伟大壮举。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又调集260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经过艰苦长征，立足未稳，疲劳困顿之时，将之一举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境地区。为了击破国民党军进攻，继续开辟新区，打开新局面，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旨在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伺机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这就是说，宁夏战役从本质上看，仍是围绕落脚点问题而提出的。作为宁夏战役计划之第一步，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但由于张国焘随意调动部队，红军力量部署被暴露，失去战机。时已渡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之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孤悬河西，根据战局的变化，11月8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放弃宁夏战役，河东红军主力东移。“这一计划的基本点是，红军主力离开陕甘苏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三个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准备东渡黄河再入晋，以逼蒋介石、阎锡山与红军妥协共同抗日。”从这一作战计划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已相当紧张，为避免被敌人围歼，红军准备放弃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落脚点，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同围追堵截各路敌军再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几乎就是一次新的长征。这一计划尚未实施，中央就接到张学良的请求，希望红军再坚持一下，“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xii]此时坚持留驻陕甘有相当大的风险，但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而当时胡宗南部仍步步紧逼，从静宁、会宁直追到陕甘根据地的西大门。在“外有强敌，内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情况下，党中央指挥红军诱敌深入，捕捉战机，最后把歼敌的地点选在了环县的山城堡。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三大主力红军在陇东环县发起山城堡战役，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两个团。山城堡战役扫除了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的最后障碍，遏制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役后，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于12月2日到达保安，与党中央会合。山城堡战役对国内和平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到一个月“西安事变”爆发，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党和红军稳固落脚陕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长征稳固落脚陕甘根据地的标志。

2、政治举措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倡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根据全国各界人士抗日呼声高涨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党中央十分清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除了靠军事手段巩固根据地外，还必须找到新的斗争策略。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据此为感召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共抗日，党做了大量积极细致的工作，到1936年首先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三位一体”统一战线。为了逼蒋抗日，张、杨将军依然发动“西安事变”。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积极奔走，采取重大步骤，派出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正式谈判。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从西安到南京，到庐山，在谈判过程中争取了落脚陕甘的时间，更为关键的是经过几番谈判，通过必要的斗争和让步，既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红军稳固落脚陕甘根据地最为关键和有效的一步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底，八路军名正言顺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战。至此，红军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不利局面，靠的是党一系列的军事措施、政治策略，同时也与党拥有陕甘根据地这块面积较大的落脚点息息相关，后党中央依托陕甘宁根据地的地理之便畅通无阻地指导全国的斗争，使之真正成为了革命力量的大本营，而党采取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精兵简政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等措施同样为稳固落脚陕甘，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大而又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和红军选择落脚陕甘根据地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红军长征落脚陕甘根据地，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党中央立足陕甘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2）《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3）《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4）张琦：《历史的选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5）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226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第499页。

（7）曲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长征概述》见《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集》，第111、112页。

（8）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第232页。

（9）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50页。

（10）引自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1983年9期。

（11）叶晖南：《论陕甘根据地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见《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集》第45页。

（12）同上。

（13）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4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原载：《庆阳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