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刘志丹

遵循党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研究党史问题和党史人物，特别是西北党史问题和高岗、刘志丹的革命活动，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发扬延安精神的客观要求。

高岗和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两位杰出领导人，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两位创始人，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每每提起西北地区的陕甘工农红军，往往会同时提到他们二人的名字，将高岗与刘志丹并称。高岗自1932年2月与刘志丹共事参与革命工作，到1935年底肃反风暴过后的重新分配工作而分离诀别，二人有着将近4年的共同战斗经历，在这4年期间，高岗与刘志丹以及其他战友一起出生入死，结下了血肉相连的生死情谊。

高岗于1905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比保安县的刘志丹年少两岁，横山县和保安县同处陕西省北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使他们二人的青少年成长经历呈现出相似的特征。陕西的中北部地区素有反抗压迫、农民起义的革命传统。上承李自成、张献忠，推翻了腐朽明朝，下启魏野畴、李子洲，受北京李大钊的启发引导，播撒红色革命火种，进行着推翻北洋统治黑暗旧社会的事业。高岗、刘志丹都曾受到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的革命思想熏陶。高岗是陕西省当地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党员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接受党的派遣，在西北军阀中从事兵运工作。1927年2月，在苏共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筹建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这是一所与黄埔军校齐名的军校，同样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高岗进入西安军事学校学习，结业后即留校担任教官，在此期间，高岗增长了军事指挥才能，锻造了深厚的思想政治理论功底。刘志丹投笔从戎，1925年到广州黄埔投考陆军军官学校，经过严格考核成为军校第四期学员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春末来到豫陕边从事兵运工作。

高岗参与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早期创建西北红军的革命活动。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共队委书记兼总指挥谢子长，副书记兼副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高维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下辖第三支队、第五支队，高岗担任第三支队二大队政治委员。高岗协助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开展陕甘游击队的武装斗争，陕甘游击队曾短期建立过正宁革命根据地，这是共产党人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红色根据地的第一次。

1932年末的“中央”北方会议后，为执行“中央”指示，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又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下辖只有第42师第2团。在革命年代，为了有效震慑敌人，我党为壮大红军声势往往采取夸大部队番号的做法，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以看作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红26军的情况也是这样。红26军第42师第2团团长王世泰，政治委员杜衡，团党委书记汪锋，参谋长郑毅，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此时，原来曾担任陕甘游击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阎红彦等同志受到错误打击，高岗也遭到不公正处置，“左”派分子说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予以撤销职务，将高岗调离红26军部队，派往陇南地区从事兵运工作。这支刚刚成立的红26军开辟了以耀县为中心区域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遭到不公正批判后，在红26军曾一度不担任领导职务，但不久后的1933年1月中旬接任参谋长一职。

1933年5月红26军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照金而南渡渭河，意欲在商洛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定经过北梁会议、二台子会议两次会议最终确定下来，但是此次南下行动失败，7月下旬败绩显露。这次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军事行动导致原红26军全军覆没，仅有极少数人幸免于难存活了下来，照金根据地最终也被丢失，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革命成果几被破坏殆尽，西北革命处在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处于万分艰难的境地。正在这时，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指派高岗作为中共陕西省委军事特派员，到陕甘边主持恢复红26军和整顿陕甘边区党务的工作，高岗受命于危难之际，历尽难以想象的艰险从西安悄悄来到陕甘边照金地区，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和近乎从零开始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重建红26军的工作。

8月14日，高岗指导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的陈家坡召开特委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原红26军南下失败的原因，批判了南下行动分散红军的错误，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副总指挥刘志丹（此时刘志丹不在耀县，没有与会）。高岗的正确意见促成了陈家坡会议的胜利召开，秦舞山、习仲勋和张秀山也对此次会议贡献良多。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建立了日后新的红26军的雏形，是恢复重建红26军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陈家坡会议在西北革命危机关头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拨正了西北革命的航向，挽救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是西北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0月4日，南下渭河的刘志丹、王世泰等几个人历经艰苦奋战脱险终于返回照金，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泰吉、杨森、黄子祥等同志热烈欢迎他们脱险归来。革命形势的起起落落，根据地的创建和陷落，使革命先驱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深邃的问题，即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创建出一块牢固而统一的根据地。高岗、刘志丹和张秀山较早地对这个问题做过交流和研究。11月3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陕西省委军事特派员高岗和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的主要领导刘志丹、张秀山、王泰吉、黄子文等人参加会议，会议清算了“左”倾错误，为“梢林山沟主义”正名，接受了刘志丹所提出的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决议正式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先期成立第42师，并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师部。包家寨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梢山主义成为陕甘边共产党人建军、建政的指导思想，陈家坡会议的正确路线得以继续保持和完善。11月7日，在合水县葫芦河莲花寺举行重新恢复红26军的仪式，建立第42师，师长王泰吉，政治委员高岗，师党委书记杨森，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下辖第一团、第三团、骑兵团，共五百余人。至此，高岗圆满地完成了我党所交付的恢复重建红26军的任务，成为新的红26军的主要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与刘志丹、张秀山、杨森、习仲勋等同志一起携手共进，奠定了红26军政治路线上正确、军事战斗力过硬和良性发展的基础。

长期从事兵运工作并曾受到“左”派分子压制的高岗，和刘志丹是梢山主义的主要创立者。梢山主义即梢林中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由以高岗、刘志丹、张秀山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武装斗争过程中总结提炼出来，体现了游击战争思想和马列主义原理的有机结合。井冈山的道路和梢山主义都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梢山主义也坚持农村土地革命的斗争形式，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建立政权的革命道路。井冈山的道路符合经受过大革命思想熏染的南方地区的革命实际，梢山主义则正是符合旧的传统思想尚很浓厚的北方地区（特别是陇陕晋地区）的革命实际。高岗、刘志丹、张秀山既继承本地区传统农民起义的革命思想，又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毛主席的著作的影响，便逐步自主地、自觉地摸索出了一套红色革命思想——梢山主义。梢山主义当然地属于毛主席思想的范畴，梢山主义是对陕甘地区大大小小70余次兵变、起义失败的深刻检讨和系统总结，凝结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烈士的鲜血。

恢复重建后的红26军，在高岗和刘志丹、王泰吉、杨森、张秀山、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的指挥率领下，以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梢山主义为指导，迅速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当地军阀的多次围剿，解放了周边十余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很多工农政权，扩充了十几支游击队。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即第42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刘志丹担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任红42师师长，高岗任师政治委员。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42师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人在南梁堡阎家湾子召开联席会议，陕甘边特委决定调遣枪支支援陕北游击队，并派红42师第3团北上，配合陕北党组织与陕北游击队发展红军和建立苏区。其次，陕北特委在阎家湾子会议上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北方代表”对陕甘边特委、红26军的无端指责，高岗和刘志丹、张秀山、杨森、张策、习仲勋等同志从内心里是根本不能接受的。11月7日，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重新组建的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经过高岗、刘志丹、张秀山、杨森、习仲勋、张策等领导干部的共同努力，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党务、军事、政权建设日渐发展繁荣起来，南梁精神日渐形成。高岗、刘志丹、王泰吉所亲手重建的红42军此时由4个团和1支抗日义勇军组成，人数两千人左右，是当时中国西北地区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主力红军。

梢山主义和南梁精神推动着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陕甘边与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陕甘边特委、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工作。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刘志丹（另有一说为谢子长，但考虑到谢子长自1934年8月就难以履行公职，并且伤情病情有恶化趋势，本文暂且不采此说），由刘志丹、高岗主持军委工作。西北军委成立之后半月，久负伤病的谢子长即不幸逝世，这是西北革命的巨大损失。西北军委决定成立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政治委员高岗，统一指挥原属陕甘边的红26军、原属陕北的红27军。从5月初至7月下旬，西北红军在刘志丹、高岗的指挥率领下，在广大指战员的齐心努力下，经过浴血奋战，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四万余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歼敌三千余人，转战八百余里，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革命根据地扩充到三十余县，实现了将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的预期目标，促成了大陕北根据地的最终建立。

前线的节节胜利未能阻挡住后方不愉快的发生。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曾在安定县的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议，调整了部分领导的分工，会上高岗、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对某些重要领导成员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9月15日，从鄂豫皖老苏区转战西北的红25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26军、红27军亲切欢迎红25军的到来，与红25军会师。17日，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原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被取消。所有上述这些，无不蕴含着陕北错误肃反的助推因素，使很多人遭受不妄之灾的血雨腥风即将到来。

从9月底至10月下旬，陕北错误肃反推行了仅一个月，就逮捕了高岗和刘志丹、张秀山、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刘景范、马文瑞、张策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枉杀了不少政治清白的好同志，造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土地革命后期这一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艰难境地。值此千钧一发之际，伟大、英明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到达了这里，以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共中央随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直到此时，肃反进程才相对缓和下来，但远未实际终止。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总书记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陕北肃反肯定是搞错了的，应该纠正，要尽快释放刘志丹、高岗等人。10日，中央指示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组成五人委员会，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以董必武为书记。在中央前总书记秦邦宪同志的亲自过问和指导下，经过调查了解，11月中下旬之交，高岗、刘志丹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干部被释放出狱。陕北党和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高岗、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等人由衷地感谢党中央的及时到来，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则说“也是陕北(包括陕甘边)救了中央”。11月26日，中共中央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作出《西北中央局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该决定其中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下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平心而论，1935年的审处肃反决议其中不乏适当的结论，如指出主持肃反一方的某些同志犯下了“极左主义”，但却也难说是一个完美的决定，因为其中也夹杂着不少不尽恰当的论断，如仍旧认定刘志丹、高岗等陕甘边及红26军的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将陕北肃反的错误仅仅认定为“扩大化”，等等。受这个存在明显瑕疵的决定的影响，原陕甘边党政军干部释放出狱后在工作分配时大都被降级使用，这就使得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小的怨气，刘志丹则常常开导这些同志不要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既要认清极个别人的不良居心，又要踏实工作，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终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在看待陕北错误肃反的诱因问题上，高岗、张秀山和刘志丹的观点是一致的。12月13日，刘志丹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员；高岗则被迫离开红十五军团，于次年1月被下放至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工作。

1936年4月14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指挥东征战役的一次战斗中不幸意外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牺牲前后，杨琪、杨森也相继在前线壮烈牺牲，对于他们的牺牲，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他们的生前老战友是十分悲痛的。杨琪、刘志丹、杨森牺牲时仍未摆脱曾犯右倾错误的指控，这样的客观情势使他们的生前老战友在悲痛之余益显悲凉和激愤。

肃反狂飙虽然已经过去，但恶劣影响一时难以消除。受错误路线及其“左”倾分子的排挤，高岗等人一度被边缘化，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服务于中国革命，这种情况直到1938年才有了初步改观。

正处于延安整风期间的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11月18、19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在高干会议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该报告后来得到中央的批准，党中央针对高干会议关于边区党史问题的争论状况作出了《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该决定指出陕北苏区和陕甘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194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议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西北局也完全同意和批准了1942年11月高干会议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及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陕甘宁边区整风（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运动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之一，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很长时期以来，极个别干部同志对党中央的重审决定和高岗的检讨报告（决定）有不同意见，抓住细枝末节对实质性的中心问题妄加否定，避重就轻，每到谈论正题时就“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任何人并不能剥夺处分相对人申诉的权利，但是，上述决定、报告在为刘志丹等同志“右倾”彻底平反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结论应该是中肯的。在这一问题是，处分相对人应该没有异议。那些在错误肃反中死里逃生得以存活的受害者，对极个别人进行正当批判时，即使有些过激的或者不恰当的言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宜过分纠缠。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的宝贵支持下，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终于彻底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那些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遭受冤屈的同志们平反昭雪，刘志丹同志的政治清白得以澄清，这是对刘志丹的最好纪念。

1943年4月23日，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延安各界万人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秦邦宪等同志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们高度评价刘志丹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红军的创造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并且号召全党全军向他学习。24日，高岗亲自拟定《向刘志丹同志学习》一文，其中包含着对志丹的真挚感情、深深敬重和无限怀念。5月2日，在志丹县又召开万人公祭大会，高岗首先向与会大众介绍了刘志丹的生平事迹，张秀山等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动情地表达了对刘志丹的敬意和缅怀。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为恢复刘志丹的光辉形象和宣传刘志丹光辉显赫的革命历史，进行了长期的不懈努力，甚至是不屈抗争，他们在这方面作出的艰辛劳动，较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光荣史的内容，对共产党人而言是一件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事情，因而他们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的。

高岗和刘志丹等同志是陕甘边红军、陕甘边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在共同缔造陕甘工农红军的过程中结下生死情谊，在一起创建陕甘边苏维埃的历练中凝成血肉联系，他们所缔造的红26军是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军事力量，是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他们所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唯一幸存的红色根据地，是濒于危亡的中国革命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重生的起点，是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红26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做出的特殊突出贡献，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早已超过其当时的现实意义。

刘志丹牺牲以后，高岗和张秀山、刘景范、习仲勋、王世泰、马文瑞等人化悲痛为力量，他们继承刘志丹的遗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旺盛的精力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以期完成刘志丹的未竟事业，为建立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懈努力奋斗。1949年10月1日，高岗和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和杰出代表，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高岗、刘志丹和谢子长是出身陕陇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难以磨灭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历史的尊重。

新中国建立后，高岗和彭德怀、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贾拓夫、马文瑞等同志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和毛主席思想正确指引下继续为巩固国家安全、维护党和国家最高利益、发展国民经济贡献力量，做了巨大的工作。1954年遭到无情错误批判，身处逆境的高岗，仍旧惦念着刘志丹的革命功绩，他曾很深情的又近乎绝望地对家人说，日后实在生活困难不妨回陕北，陕北的人民群众不会忘记高岗和志丹。

高岗和刘志丹及其他革命干部、革命烈士的光荣历程已经镌刻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丰碑上，他们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在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们，就是要继续发扬梢山主义、南梁精神、延安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毛主席思想，学习他们忧国忧民、临危不惧、坚持真理、百折不挠、胸怀坦荡的高贵品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为开创一个平等、民主、开明、自由、富裕、和谐的美好社会而继续努力奋斗。

刘志丹的旗帜是西北民众乃至全体共产党人的方向，高岗和刘志丹是这面旗帜的两大旗手，他们的奋斗历史代代相传，永垂不朽！

201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