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

内容摘要：南梁精神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培养和倡导的先进文化形态，它以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为源泉，同时体现了陕甘边区的特色，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泉之一。南梁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忠诚精神；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开拓精神；团结协作，扩大力量的包容精神；深入群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弘扬南梁精神对于深入研究南梁红色文化，提升陕甘边根据地整体研究水平，进而推进全国红色文化体系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南梁精神；历史定位；内涵

南梁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端于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等领导保安党支部的革命活动，成熟于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培育的，在吸收和继承了各种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先进文化形态。后来在1937年至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南梁精神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精心培育和倡导下，在吸收了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种瑰丽的延安精神。因此，正确把握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内涵，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

南梁精神，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

（一）南梁精神在中国整个红色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弘扬南梁精神应当注意把握它的时间和空间定位，其时间定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空间定位是以南梁为中心的整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从历史角度来讲，南梁精神应该被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建、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整个历史时期去认识和总结。人们耳熟能详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实际上也是对其代表的一个阶段的历史总结和归纳后的产物。例如，“延安精神”是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13年历史总结的产物；“太行精神”的基本依据是八路军抗战8年的历史；“西柏坡精神”主要依据的是1947年至1949年中央机关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历史。就一个历史时期而言，南梁精神这一科学概念也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定位和时代价值，它是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凝结着巨大的精神财富。

搞清楚南梁精神的时空定位，才能理解它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源与流的关系，也才能理解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以及延安精神的内在联系。从全国的情况看，目前得到党中央大力弘扬的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主要有：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山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其中延安精神居于中心和枢纽的地位，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源泉，而太行山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则构成延安精神的流。我们对于南梁精神的研究，必须放在这个总的革命精神体系中去把握，才容易被人们接受和传承。

我认为，南梁精神在整个红色文化体系中，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位置：一方面，它承继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源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二）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的关系

从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的关系来说，井冈山精神和中央苏区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直接源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是借鉴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成功经验的。

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党的“八·七”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九·二六”会议，决定在西北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27年10月12日，唐澍、谢子长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起义受到挫折时，唐澍、阎揆要等携带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和传单，来到部队。[①]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给唐澍、谢子长等指明了方向。唐澍、谢子长率领清涧起义军余部20余人辗转来到南梁，后来虽遭失败，但在南梁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1932年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不久，古田会议决议就带到了部队。据曾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阎红彦回忆：“后来，陕西省委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并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度，这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②]刘志丹、谢子长与队委会成员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细致地辨认着本来字迹不清又经过辗转更加模糊的古田会议决议。按照古田会议决议中对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分析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刘志丹、谢子长着手纠正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还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经过整训学习，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认识，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后来建立西北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2年8月，因受“左”倾错误的干扰，红军陕甘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刘志丹坚定地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③]

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刘志丹、习仲勋等更是自觉贯彻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成功经验。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行的《布尔什维克生活》油印小报上，经常报道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宣传井冈山道路和中央苏区的革命英雄事迹，在陕甘边区军民中扩大中央苏区的影响，鼓舞群众的斗争热情。“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④]。这些措施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因此，井冈山精神和中央苏区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源泉，这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这里应当指出，虽然南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存在着客观的历史渊源关系，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对于这些精神的拓印和复制，而是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独具陕甘特色的革命精神，它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极其曲折复杂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精神。在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⑤]

（三）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

从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关系来说，南梁精神应属于延安精神源泉之一的地位。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源泉，从时间的延续性上讲，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忽略了延安精神的空间因素，也就是说缺乏其渊源中的地域特征。而研究延安精神的渊源，除了要考虑时间承继因素外，还必须考虑它的空间因素，考虑它的地域性特征。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南方根据地艰苦创业和长征过程中体现出的探索和奋斗精神，无疑是延安精神的主要渊源，但是，我认为，上述革命精神与延安精神都不具备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它们与延安精神在联系性上讲，还明显缺少一个空间上的纽带，一个过渡环节，这个过渡环节和纽带必然是南梁精神。

从空间定位和地域特征来分析，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又具有时间上的顺序性。南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具有陕甘地域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而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和发源地，在精神层面上，延安精神的渊源中实际上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苏区的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等，而这种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和倡导的南梁精神。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存在明显的承继性。从这一点上讲，南梁精神应当也必然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一道，构成了延安精神的源头和先河。

事实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倡导和培育延安精神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总结和研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⑥]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对陕甘根据地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毛泽东所做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重要讲话中，联系陕甘苏区的具体实际，系统提出了党性修养的标准和条件。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经常用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来教育广大干部。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定论，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就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⑦]由此可见，南梁精神与延安精神之间具有承继性的关系，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南梁精神的科学内涵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创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过程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也可以将其称之为陕甘边苏区精神，它与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既有共性，又带有其鲜明的个性，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斗争实践中土生土长的革命精神。南梁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考虑到它的特点，即它与同时期的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以及后来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太行山精神、沂蒙精神等存在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属性，我认为，南梁精神内涵的要点大体可以归纳为：

（一）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忠诚精神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都可以清楚地在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看到，他们都共同具有这样一种优秀品质，那就是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决维护党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执行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受到错误“肃反”，都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自觉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正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指战员具有高度的党性，忍辱负重，严于律己，襟怀坦荡，用生命和鲜血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组织、群众基础。

刘志丹就是这种信念和品质的最杰出代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刘志丹不断受到“左”错误执行者的无端指责，多次被撤职，甚至在错误“肃反”中身陷囹圄，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始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时刻维护着革命利益、党和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毛泽东在给刘志丹的题词中深切回忆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⑧]这一评价，既是对刘志丹烈士的极高褒扬，也是对南梁精神的最好诠释。

（二）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开拓精神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西北地区大大小小几十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用何种方式创建西北红军，成为摆在西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紧迫问题。刘志丹等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1929年4月陕北特委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提出了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方式创建西北红军的构想，成功地开创了西北红军创建的新局面。

西北红军创建以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弱小的红军经常处于数十倍敌军的重兵围剿之中，又处于长期孤军奋战的危险境遇。如何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并不断发展，是摆在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指战员面前最为艰巨的任务，而能否摸索出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规律，采用符合当地实际的新方法，构建起新的战略布局，这考验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党组织和红军探索出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先后以寺村塬、照金、南梁为中心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并进一步创造“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根据地战略布局，这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⑨]。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光辉著作中，都提到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根据地“陕甘模式”，并采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形象地表述，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模式的高度重视。

在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探索，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和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战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充分说明陕甘边根据地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了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精神。

（三）团结协作，扩大力量的包容精神

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形势。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他们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他们勾心斗角、相互利用。针对这种复杂的状况，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党和红军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逐渐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引导陕甘边根据地不断走向胜利。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陕北红二十七军的负责干部贺晋年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曾经深有感慨地说：“刘志丹同志对于26军、27军从来没有两样看待。我们天天是在一起，不是行军，便是打仗，便是住下。我们陕北的干部，26军、27军的很多，所有26军、27军的干部，团结的没有一点隔阂，团结的亲亲密密。”[⑩]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广大指战员都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受。这些都充分说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真切地形成了一种团结互助、亲密合作的精神。

(四)深入群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

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维护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体察群众的疾苦，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是陕甘边区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耳闻目睹了陕甘一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盘腿拉家常，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帮助农民耕种秋收，态度和蔼，不论大人小孩都能谈得来。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着：“老刘”、“老谢”、“仲勋”（笔者在调查时听到，直到现在南梁老百姓还是这样称呼）。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生动地反映了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解决民生、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连1934年11月出版的国民党报刊也承认：“在伪苏区内已恢复经济、发展教育、办军政学校。以南梁为中心，有兵工厂、被服厂。出有刊物，刘子丹以其作为理论思想之指导。从我军得到的几份杂志中，看到刘子丹文章，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把国家搞强盛，把人民生活搞的富起来。当共产党员、当干部、当红军战士，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而且要准备为之献身。不是只为自己找出路，谋一官半职，作民众的老爷，国家强了，民众富了，自己当然就有出路了。革命者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1]历史证明，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组织和红军指战员养成的这种心系民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品质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南梁精神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对于深入发掘南梁的红色资源，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目前，对南梁精神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对于南梁精神缺乏科学的提炼和概括。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领域，目前还大都停留在历史叙事和实证论述上，尚未在理论界、学术界形成研究南梁精神的共识，对于南梁精神还只是当做口号来提，并未明确揭示它的概念、内涵、定位、时代特征、理论价值等，已经给实际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布展的全过程，大家都深感由于缺乏对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内涵的科学概括，无法准确地揭示南梁精神，使整个布展实际上还缺少一种“灵魂”，缺少精神上的“标杆”，存在着一些缺憾。而我们凡是到其他重要的革命纪念馆中（如延安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等），都能看到用很大的篇幅来展示其特有的革命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因此，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南梁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内涵，把这方面的研究，当做开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扩宽思路，注意从精神的高度注意深入探讨和科学总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特征和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明确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有助于开展对陕甘边根据地“两点一存”历史地位的研究。2009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庆阳视察时就指出：“对南梁革命历史一定要好好研究。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什么会‘硕果仅存’？”这里讲的“为什么是”和“为什么会”的问题，含义深远，对于我们的研究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要从中国革命的大背景出发，从西北革命大视野的角度，深入研究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准确把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进程的特点，研究为什么南梁会成为西北红军的发源地？为什么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我们党先后在寺村塬、照金从事的根据地创建工作都遭到失败，而在南梁却能够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开展这样的研究，必然会减少分歧，统一认识，加深对于南梁精神的理解。

明确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有助于推动陕甘边根据地的整体研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区域，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陕甘边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梁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甘肃省军区高度重视南梁政治资源的研究和弘扬，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为进一步弘扬南梁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明确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再接再厉，聚集力量，集中攻关，推出一批南梁精神研究的精品和标志性成果，打造南梁精神的知名品牌，提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整体研究的层次和水平。

明确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有助于推动对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奋斗历程及其主要历程的研究工作。研究南梁精神，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前辈的主要斗争历程，发掘整理资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扎实的基础。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之中，资料的缺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发掘和整理资料，使我们对于南梁精神的研究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由此可见，明确南梁精神的历史定位和科学内涵，深入发掘南梁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提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曲涛，陇东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

参考文献

[①]雷恩钧.清涧起义中的谢子长（A）.谢子长纪念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67.

[②]阎红彦.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动（A）.陕甘边革命根据地（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68.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4）.

[④]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A）.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240,

[⑤]习仲勋.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A）.习仲勋革命生涯（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6

[⑥]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A）.刘志丹纪念文集（C）.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407.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为党为国（A）.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2.

[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挽词选（A）.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686.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为党为国（A）.刘志丹纪念文集（C）.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7.

[⑩]贺晋年.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关于陕北党史和肃反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3日）.(油印件)

[11]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J)，原载《秦风周刊》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242—1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