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根据地货币考

来源:《陕甘边根据地研究》  作者:姚 杰  时间: 2018-12-27 15:02  阅读量:    字体【


近年,笔者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发行的几种货币进行研究与考证,发现馆内藏有陕甘边根据地尚存空缺币种(如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贰角银币券),同时也发现一些原史料、书籍、回忆文字记载中的问题。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本文只对陕甘边苏区发行的几种货币及相关问题,结合馆藏试做初步探讨与梳理,仅为管窥之见,望专家、学者赐教。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前身——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组成,其中陕甘边根据地曾发行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布币)、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纸、布币两种)和铜币券等货币。


一、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前,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农田荒芜。1932—1934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红军先后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现属甘肃省华池县)四合台村成立,习仲勋任主席,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为文化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是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巩固根据地,活跃边区金融,促进贸易往来,发展经济,便利群众生活,恢复了因回汉民族矛盾停止了几十年的荔园堡集市,与此同时,为了抵御通货膨胀的国民党钞票,以及银圆和实物不便携带,加之缺少小额辅币给苏区贸易流通带来的困难,刘志丹和财政委员会的同志决定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

陕甘边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缺少印制钞票的设备和纸张,负责印制货币的人员就因地制宜,用布代替纸张,在白布上印好图案后,怕掉色,就用热(桐)油处理。终于印制出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印制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三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板,手工印刷。(经与馆内专门从事印刷工作的专家看票后,确认我馆收藏的3枚油布币均为石印,非原记载的木刻、油印。)

油布币为银圆兑换券,规定每十角兑换大洋一元,票面分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伍角(紫色)、一圆四种。(伍角、壹圆币尚未见实物)发行货币的准备金是靠打土豪和没收地主浮财等方式筹集的。苏区内一律使用这种票币。由于老百姓的赞成和拥护,油布币“在苏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币值较为稳定”。南梁油布币为根据地货币中非常罕见的珍品,具有很高的研究及史料价值。

1.油布币概况

国家博物馆藏有壹角油布币2枚、贰角油布币1枚(原皆定名为普通布币),均为横式,毛边手工剪裁,仅正面印有图案。贰角和壹角币,票面图案相同,只是颜色不同,版别略有差异。图案设计简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油布币上端框内有右读横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中间框内为三颗五角星组成的主体图案,中间五角星稍大,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案,两侧五角星略小,内有红或黑色水油盖印的竖读票面值“贰角”、“壹角”等字样,两小五角星上方,分别有该票的印发时间和编号,其中表示月、日和编号的阿拉伯数字为黑色毛笔手写;两小五角星下方,各有一小方形黑色印章,印文均为“经理之印”;左右两侧框内分别印有竖书“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下边框内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

贰角币纵6.8厘米、横14.3厘米,6位编号“第099866号”,票面图案与文字为深蓝色;壹角币纵6.9厘米、横14厘米,5位编号“第03459号”;另一张壹角币纵6.7厘米、横14.6厘米,编号“第09816号”,均为红色油墨印制。其中壹角币,可见在大五角星上盖有三行竖读12字黑色方形印章,印文有些字迹因褪色模糊,已很难分辨;经与馆内从事文献、文字专家辨认,印文前5个字为“财政委员会”,最后两字为“之印”,其余5个字经反复推敲辨认,似为“货币发行处”等字。背面盖有一大方形黑色印章,印文严重褪色,已分辨不清。

笔者在研究、考证过程中发现,在有关的书籍、文章中,对油布币的发行与停止使用时间、流通地区、印制方法、色彩、用布的质地以及票面上盖印的印文等多方面的论述均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1)无面值油布币。《中国钱币大辞典》图一说明为“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1934年无面值半成品券”,与票面情况不符。该票为我馆藏币,面值贰角,只是脱色严重,不易辨认。另从它的磨损、脱色程度等多方面分析,应为正式发行与使用过的油布币。

(2)油布币票面印文。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油布币“背面无图案,在正中盖陕甘边区银行大印,两边竖写票面值,票面值下面各盖正副银行行长印章”。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一文,油布币“上盖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印,印鉴是蓝色的”。而上述馆藏三枚油布币票面两小五角星下方,小方形黑色印章的印文均为“经理之印”,而非“正副银行行长印章”。馆藏票大五角星上盖的三行竖读12字方形印章的印文,既非上述所云“陕甘边区银行”,也不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印”,且印鉴为黑色,而不是蓝色。

(3)关于油布币所用布的质地。一些书籍及文章认为南梁油布币是用白粗布印制。如林振荣、杨波撰写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一文:“这种白粗布质地的货币,虽制作粗糙,流通时间短,鲜为人知”。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有三名工人用粗老白布代替纸张,印制出了质地硬脆,形同油布的陕甘边区银行货币”。经看票后得之,我馆收藏的3枚油布币所用的布质为过去俗称的白细洋布,而不是当地生产的粗老白布。

(4)关于油布币的颜色。首先,《中国钱币大辞典》中,金诚先生介绍图一,无面值油布币即贰角油布币的颜色为黑色;《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认为:“该油布币的版式是:黑色印刷,长方形券框”。但从上述介绍我馆藏油布币中可以得知,壹角油布币为红色,贰角油布币为深蓝色油墨印刷。因此,《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笼统地将各种面值的油布币均认定为黑色印刷是不正确的。其次,《中国钱币大辞典》一书,认为无面值、半成品油布币,即贰角币为黑色印刷也是不对的。林振荣、杨波撰文,“票面分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这与我馆收藏的壹角、贰角油布币颜色相吻合。再有,《中国钱币大辞典》中,描述“壹角券:红黑色套印”也是不对的。壹角油布币的票面图案及文字只用单一颜色、即红色油墨印制,其中黑色的阿拉伯数字为人工毛笔手写,中间的方印及壹角面值均为黑色水油盖印,并不是与其它图案同时套印。

2.关于油布币的流通地区与发行停止使用时间的考证

笔者考证过程中发现,有关的书籍、文章,均认为南梁油布币的发行和流通使用时间很短,且多数认为,油布币仅限于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流通使用,其发行和停止流通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例如:

(1)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魏协武主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一书指出:“1935年1月,陕、甘、宁、晋4省军阀进犯南梁根据地,4月上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迁至洛河川的下寺湾。油布币即停止(发行——引者注),前后流通约半年左右”。

(2)《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指出:“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货币,……油布币在1934年发行流通约有半年时间”,1934年11月1日至7日,“陕甘边区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原发行的‘油布票’已不能满足边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同时停止‘油布票’的发行”。

(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附录蔡子伟的《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指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

(4)林振荣、杨波撰文指出:“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活跃边区的经济,促进贸易事业的发展,在南梁东沟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这种白粗布质地的货币,虽制作粗糙,流通时间短,鲜为人知”。

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的,我馆收藏的三枚油布币上的印发单位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首先可以推论:南梁油布币开始发行的时间上限应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即1934年的2月25日之后。

其次,从各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分析,通常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发行的货币一般均标明“某某苏维埃银行”或“某某苏维埃政府”发行,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发行的货币就是很好的例证。

例如:上述所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指出的:“1934年11月,陕甘边区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原发行的‘油布票’已不能满足边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并停止发行‘农民券’,开始印发‘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

引文中提到的两银行的行名与货币上标明的印发单位,均与其他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时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相吻合。所以,南梁油布币开始发行的时间下限,最迟不会晚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即应在1934年11月7日之前。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蔡子伟回忆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

再有,上述馆藏第1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4年11月7日,与贰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相同,其编号分别为“第03459号”和“第099866号”;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5年8月1日,编号为“第09816号”。从馆藏3枚油布币的印发时间和编号上分析,南梁油布币停止发行使用的时间不会早于1935年8月1日。

经过多方面分析,笔者认为:

(1)当时油布币的发行是根据陕甘苏区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间、分批印发流通使用的,而且,特别是在重大的纪念日,印发一定数量的油布币以示纪念。已知至少为两次,即:上述两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它同时也是召开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纪念日,还有“8月1日”是建军节。

(2)油布币流通范围不仅仅在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它应该在陕甘苏区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流通使用过。因为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已经撤离南梁地区,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而我馆收藏的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5年8月1日,说明此时油布币在南梁以外的一些地区仍在继续流通使用。

(3)从馆藏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油布币在苏区人民群众中信誉好,币值稳定,加之当时受多种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此后发行的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和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的发行量也不大等多方面推论:在一段时间内,油布币是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以及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相互补充、同时流通使用的。故上述“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同时停止油布票发行”和“1935年4月上旬油布币即停止发行”的说法,以及油布币发行时间极短、发行量甚少,流通范围仅限于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等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4)从上述油布币发行时间的考证结论中,我们还可以推论,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未建立陕甘边区银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也认为,“实际上未设立银行,只设立了4家货币兑换所”。因为,依照根据地发行货币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如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陕甘边区银行,油布币上就应印有“陕甘边区银行”字样,而不该在油布币下框内出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故林振荣、杨波文中“在南梁东沟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3.油布币存世量

根据笔者调查、考证,相关书刊登录的油布币图录,均为国家博物馆藏油布币。因此,目前油布币实物仅见我馆独家收藏3枚,其中贰角币1枚,壹角币2枚。

南梁油布币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因此油布币的发现,不仅改写了原陕甘革命根据地最早发行的苏区货币为1935年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布币的历史,而且丰富了苏区货币的种类,为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及苏区货币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原发行的油布币已不能满足边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边区政府便决定在华池县南梁建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杨玉亭为负责人,发行了陕甘边区第2种货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

国家博物馆藏有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贰角兑换券2枚,其图案相同,版别稍有不同。《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和《中国钱币大辞典》刊图,均为馆藏币,馆藏另一枚币未见书刊登录。再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刊登了一枚由吴筹中先生提供的贰角兑换券,上述3枚兑换券皆同图不同版。

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现仅见贰角面额券,其存世量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极少。该币为竖式,布质、石印,单面图案。

馆藏2枚均为蓝色,一枚略浅,纵13.2厘米,横7.5厘米,中间镰刀斧头图案内,有花纹框环绕的“贰角”面值;上端印有右书“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和“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圆”字样;下端有“苏区一律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字样(即1935年);四角花纹框内,皆为斜书“2”字。另一枚纵13.1厘米,横8.8厘米,中间盖有印文为“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之印”的红色方印;其上有券的红色编号,现可辨认后4位数为“2642”,其前似有l或2位已磨损失色的痕迹;下端左右两侧各有一红色小方印,印文同为“总经理印”。

关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停止发行的时间,目前口径不一,尚未定论。现见两种说法,《中国钱币大辞典》记述:1935年4月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停止发行。另《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指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后,因统一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苏维埃纸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即停止发行”。现因缺少更具说服力的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史料发掘与补充。但笔者依据上述油布币的印发时间及考证的推论,在目前这两种说法中,较为倾向于后者。

还应指出的一点,《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等书中记述的“兑换券是布质的,用蜡纸版油印之后,涂上桐油漆面晾干而成”的说法欠妥,该券应为石印,且未涂桐油漆面,非油布币。


三、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

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后,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为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负责人仍为杨玉亭。该行发行了银币券和铜币券。现收集到的银币券有一角、五角、一元三种和布质的一元一种;铜币券有二十枚一种。

国家博物馆的账册及分类编排的文物卡片中,原只见藏有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壹元面值银币券5枚(其中1枚为布质),后笔者在研究陕甘边根据地货币时,发现其中有两枚为壹角和贰角面值的银币券。贰角券的发现,令笔者喜出望外,因贰角券乃目前尚未见文字记载与实物发现的空缺币种。

再有,由馆藏贰角银币券的发现可知,银币券发行的种类是4种而不是原来所说的3种。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特征为:

1.银币券

银币券均为横式、石印,设计简朴,其形式与风格基本相同,馆藏币均为6位编号。壹角券与贰角券票面图案相同,均为纸质,蓝色。壹角券纵7.4厘米,横11.5厘米,贰角券纵7.4厘米,横11.6厘米,颜色比壹角券略浅,因磨损、褪色严重,有些图案已分辨不清。

正面:小“工农”字样和“镰刀斧头”图案及装饰花纹组成底纹及边框图案;票面上端印有右读横书“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行名;行名下左右两侧均有由红色水油盖印的6位数编号戳印,壹角编号为“023829”,贰角券编号为“035877”;中间为一个有横线的大双边圆圈,圈内有由斜线纹组成的镰刀斧头图案,其圆圈偏下部,印有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印制”字样;圆圈两侧纵形花纹框内,分别有面值“壹(或贰)”、“角”字样;“壹(贰)”、“角”字下,均有一小方形红色篆字“总经理印”章;票的四角花纹框内为斜书“壹(贰)”字样;

背面:中间为镰刀斧头图案(贰角券基本褪色),其上盖有一方形红色印章,该章中间为地球图案,印文为竖读5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两侧纵形花纹框内,分别有阿拉伯数字“10(或20)”;票的四角花纹框内为斜书阿拉伯数字“1(或2)”;四周边框内,小“工农”字样为底纹;边框外四周,有似羽毛图形的装饰性图案。

五角券与壹角、贰角券图案大致相同,只是正面银行名称书写呈弧形,面值外的花纹框变为五角星,再有下端增加一行“凭票即付”字样。关于五角券的颜色,因馆藏无五角券,现所见书刊也未见记载,需进一步核实。

壹元券纸质与布质币图案相同,仅颜色不同。馆藏布币蓝色,纵8厘米、横14.8厘米,编号“010247”;2枚纸币分别为红色、纵8.1厘米、横14.8厘米,编号“009633”和黑色、纵8.1厘米、横15厘米,编号“018949”;其主要图案及布局与壹角、五角等面值券相似,而上述币背面边框外四周似羽毛图形的装饰性图案,布币为正面图案。再有,印文为竖读5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印章,纸币皆盖印在背面,唯有布币盖印在正面。

2.铜币券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铜币券目前仅见贰拾枚1种,亦为横式,设计风格、票幅与银币券相似,其背面四角的阿拉伯数字“2”,上端两角为正书,下端两角为倒书,而银币券皆为斜书。

馆藏上述货币,除1枚农民合作银行贰角兑换券为黄克诚收藏、捐赠外,其他均由林伯渠收藏,后由其夫人朱明捐赠我馆收藏。因其货币流通范围小,发行量有限,时又处敌我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战争环境,货币留存下来的可能性极小,故均极为珍稀。

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发行的四种货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苏区集市贸易及苏区与白区间的物资交流,为活跃、繁荣根据地经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林伯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宁可舍弃自己的衣物,精心保存下来包括这几件鲜为人知、极其罕见的油布币等在内的几十件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各种质地的货币,那么,我们今天就很难亲眼目睹并且知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经发行和使用过非常古朴且又极具时代与地方特色的边区货币。


作者:姚杰,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原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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