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为了打退蒋介石军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军会师，并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及骑兵一团，向甘肃、宁夏进军，进行西征作战。西征红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成功地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团结了广大回汉族群众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团结了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打击了马鸿逵部队，开拓了宁夏革命局面，将陕甘苏区扩充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全国革命大本营。这一伟大胜利，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对宁夏人民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
红军西征前，陕甘苏区正处于比较危急的军事境地。当时，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拒绝议和，继续调兵遣将，对陕甘根据地形成包围态势。陕甘革命根据地东有晋军阎锡山部驻黄河以东；东北有中央军汤恩伯部驻清涧、绥德、米脂地区；北有井岳秀、高桂滋部驻榆林一带；南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驻洛川、宜川等地；西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驻陇东；西北有马鸿逵部驻宁夏。敌人从四面包围陕甘革命根据地，并采取蚕食政策，先后侵占吴堡、佳县、绥德、清涧等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在此情况下，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毅然决定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进行西征。
然而，红军西征进入宁夏，不仅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对手，而且也遇到了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无论军事、政治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
在军事上，与红军直接对垒的主要是地方军阀马鸿逵的部队，还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军和第六十七军等部。特别是军阀马鸿逵，是宁夏的土皇帝，为了巩固在宁夏的封建割据势力，借“抗日”四处抓兵，借“防共”拒绝兵力外调，在不足70万人口的宁夏，养兵近10万。部队号称“马家军”，比较野蛮、凶悍，尤其骑兵作战能力较强。马鸿逵又是一个军阀出身的酷吏，担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多年来对共产党人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实行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妄想用灭绝人性的恐怖手段威慑群众，扑灭革命。并鼓动其所属部队对马家至死效忠，与红军血战到底。
在政治上，宁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历史上造成的民族创伤尚未愈合，马鸿逵又险恶地挑起新的民族矛盾，给西征红军进入宁夏设置了严重的鸿沟与障碍。
宁夏是中国最大的回民族聚居地，回民遍及全区，尤以在西吉、海原、固原和同心地区最为集中。在漫长的旧社会，回族的生存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回族人民除受到阶级压迫之外，还屡受民族压迫。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事后，几万名回民从陕、甘和宁夏内地被迁赶到宁夏东南部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的偏僻地方，回族人民长期疾苦不堪。国民党统治期间，又继续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回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民族歧视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回族群众对汉民，特别是对汉民军队成见很深。虽然1935年红军长征时，曾经过宁夏部分地区，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但西征红军入境前，国民党宁夏军政当局一方面加强军事设防，一方面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造谣诬蔑，蛊惑群众，又造成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和隔阂。如他们在各县建立了专门诬蔑红军的“宣传团”，在回民群众中散布红军是“依不里斯”（魔鬼）、“红军一来，要‘杀回灭教”’、“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等谣言；还起劲地宣传红军抓了回民俘虏，要一律杀头，妄图煽动回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恐怖、仇恨心理。因而当听到红军西征入宁的消息后，不少回族群众心存疑虑，产生恐慌情绪；有的担心红军走后，马家军卷土重来，“秋后算账”，不敢接近红军；有的青年男女逃往深山野外，躲藏起来。这种严重的思想隔阂和障碍，给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执行作战任务、开展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也为红军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统一战线始终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红军之所以能在宁夏回族地区战胜困难险阻，消除民族隔阂，转变敌我态势，实现挥师西征的战略目的，获取西征作战的重大胜利，与红军在整个西征过程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创造性地卓有成效地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息息相关。
通过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笔者认为，红军西征在宁夏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军上下思想统一，高度重视做好民族统战工作
在西征前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日程。毛泽东在西征誓师动员时，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西征的三大任务，即：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甘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都明确提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
层层传达和反复宣传教育，使全军指战员明确了西征的战略目的和指导思想，提高了对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的认识。全军各部队无论是做群众工作、回民工作、白军工作，都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上，也本着有利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作了严格的政策规定。如在回民区，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为了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日，对回民地区的开明地主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红军还可赠送“团结御侮”的锦幛予以嘉奖等。在回民工作中，部队又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也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切实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入宁前，部队就自上而下介绍了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教育。为了有利于展开政治攻势，在情感上与东北军产生共鸣，各部队还普遍教唱了《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和《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并熟记了一些政治鼓动口号，排练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上述措施的实施，有效地统一并提高了全军的思想认识，为做好西征中的民族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发挥党的民族政策的强大威力，建立西征红军与回族人民的血肉联系
中国统一战线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而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征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始终把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军战士牢记红军根本宗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感召回族群众，消除民族隔阂，密切军民关系，发动、组织回族劳动群众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作为首要任务。
党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和西征红军总部对做好宁夏回族地区的工作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红军西征出发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明了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原则和方针。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强调西征红军要把党对回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严格遵守，以便争取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并规定了红军进入回民区的“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红军各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和《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回民工作问答讲话》。由于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把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变成了自觉行动。在进入回民地区后，根据回民爱清洁的特点，红军帮助群众打扫街道和院落。在紧张的征战中，红军战士宁肯挨饿受冻，夜宿街头，也不入户扰民。红军进驻同心（当时县名豫旺）后，彭司令员带头不吃大荤，并把司令部设在豫旺堡的一座破庙里。有一位名叫马占才的回民老乡丢了马，彭司令员与红军战士打着手电、举着火把，连夜找到马匹，交还失主。红军首长爱民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同心山川。回民地区大都严重缺水，当地群众视水为宝，把雨水、雪水储存起来，贮在“水窖”里。红军各军团都提出要求，决不与民争水。一盆水，往往是几个人甚至几十人先用于洗脸，然后再轮流烫脚。在固原七营川、清水河一带，有些村庄村民饮用水，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山下去挑，红军就实行了“满缸水”活动。同心地下水是苦水，有“水贵如油”之称。同心城内有一口水井，叫“官井”，因年久无人掏挖，水量不足，也很不卫生，群众常为吃水发愁。红军就掏挖了这口井，并新修了井口。掏过的水井，水又旺又甜，当地群众很高兴，把这眼井改名叫“红军井”。
红军每到一地都召开阿訇会、积极分子会、群众会，反复宣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部队还选派干部、战士深入村庄各家各户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加之红军纪律严明，关心群众，热爱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回族人民服务，回族群众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思想疑虑和隔阂，同红军官兵逐渐熟悉起来，亲热起来。有的回族老人主动帮助红军写标语，做宣传工作。有些回民群众主动为红军做事，并给红军送来了大批军鞋和粮食。王团庄解放后，群众像过年一样欢腾雀跃，高兴地唱起了欢快的歌曲。有首歌唱道：“滚滚乌云风吹散，红军来了见晴天，家家户户住红军，回民红军亲又亲，回汉人民是兄弟，团结起来打日本”。过去回民群众怕见兵，也最怕被抓去当兵。许多回民青年看到红军好，真正是人民自己的队伍，纷纷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同心羊路村有两个回民青年（兄弟二人）“夜行百里当红军”，一时传为佳话。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民族政策感召下，西征红军和当地回族劳动人民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红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广大回族群众的全力支持，从而奠定了西征必胜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3．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关键，大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工作
中国共产党同少数民族中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整个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回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意识比较浓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影响很大。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宁夏历史悠久，传播广，影响大，教派、门宦繁多，民族宗教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大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对于开辟回族地区的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境内后，通过内线传递消息、积极分子做工作、红军代表登门拜访等形式，逐步沟通了与当地宗教界人士的关系。与回族上层人士接触时，一般各级部队首长亲自出面洽谈，并主动到各清真寺赠送锦幛，进行宣传。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做穆斯林上层人士的工作。彭司令员在海原县吊堡子驻地，经常邀请当地伊斯兰教伊合瓦尼教派的李阿訇到司令部作客，还把一位回民木匠送给他的精制木床送给这位阿訇，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团结回族上层人士，红军曾几次把一些有名望的回族老人和阿訇请到部队，给他们反复讲解红军一不派捐款，二不催粮草，三不拉夫抓丁，在宁期间，决不骚扰百姓。这种做法对稳定回民地区的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征红军经过同心时，红十五军团多次派干部到敌占区洪家岗子拜访八十高龄的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经过宣传，这位老教主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救国救民的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一次，两位红军代表来到他家，被国民党民团发现。洪教主深明大义，怕红军代表被敌人抓去，就把这两个红军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的净地，任何外人不得入内）里。洪教主白天亲自给他们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与红军代表亲切交谈。红军的言谈引起了教主的共鸣，他感动地说：“红军是顺民之师，必定胜利！”红军代表在他家住了七天七夜，最后为安全起见，他把两位红军代表打扮成阿訇模样，派人护送回部队。此后，洪教主经常给教民宣传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并动员回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红十五军团为了表彰和感谢他，以敌工部长唐天际等人的名义给他赠送了一面上书“爱民如天”四个大字的锦幛。他心情十分激动，请人赶制了一面锦幛，亲笔题词，送给红军，并特备两箱蜡烛，送给红军领导照明使用，寓意红军为“太阳之光，普照大地”。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西征红军通过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在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光辉照耀下，回民地区的民族宗教界人士逐步理解红军，支持革命，为红军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回族人民组织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开拓宁夏革命局面，创建新的根据地，是红军西征的战略目的之一。西征红军为了尽快在回民地区顺利开展工作，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首先大抓了回族干部培养工作，并组建了回族的革命武装。西征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教导团，配备了受过党校教育的回民干部任教，培训回民工作干部。红十五军团经西征总部批准，成立了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和欧阳武分别担任师长和政委。彭德怀司令员非常关心这支部队，亲自给回民独立师布置任务，传授带兵经验和工作方法，使这支部队成长很快。回民独立师进军宁夏后，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发动群众，剿灭土匪，维护治安，巩固革命政权，深得回、汉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西征红军所到之处，都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组织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民主革命斗争，并积极做好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工作。还帮助回民群众，成立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西征中，红军解放了宁夏的盐池、固原、同心、海原、西吉等广大地区，首先普遍建立了区、乡基层革命政权，接着建立了盐池、豫旺、固北三县苏维埃政权。还根据毛泽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关于“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的原则，帮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由当地回族农民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自治政府的建立，是西征红军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民聚居区的第一次尝试。当时，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曾向全国、全军和各地回族教主名流以及土耳其代表韩德发出通电，对于团结全中国各民族抗日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自治政府成立后，除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协助部队剿匪肃特、维护治安外，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就动员了300多名回汉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还为红军筹办了200多石粮食和4000多件皮衣，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战斗行动。党和红军解放了回族人民，回族人民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红色政权、热情支援红军，这是取得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5．把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做好争取、团结敌军工作
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是红军西征的又一战略目的。西方野战军政治部指出：“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西征部队中军团和师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门均改称为抗日战线工作部（科），连队建立抗日战线工作小组，从上到下，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全军上下思想统一，目标明确，都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作为军事斗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争取东北军是当时工作的重点，红军主要采取了以政治争取为主的做法。刚接触时，东北军对红军有所轻视，有时还有一些主动性的局部摩擦行为。遵照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在六盘山附近，红军与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用红军英勇善战的军事行动给广泛的多层次的统战工作铺平了道路。为了粉碎蒋介石部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彭德怀司令员指示红一军团对被俘官兵以礼相待，进行宣传教育后，归还所有武器弹药，并全部予以释放。大部分被释放的官兵，感激得热泪盈眶。此后，红军还在两军阵地前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并主动前去拜访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多次前往守敌骑兵第六师军营，直接拜访白凤翔师长，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协议形成后，驻守在清水河两岸的红军与东北军，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每当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红军时，东北军立即先通报红军部队，然后双方朝天空放枪，往山沟打炮，用真枪实弹打热闹非凡的“假仗”。在9月18日这一天，红军与东北军在固原县杨郎镇召开了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双方部队官兵共同振臂高呼：“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的热忱融为一体。
地方军阀马鸿逵及其部队以凶残著称。红军同样顾全大义，又打又谈，在军事斗争中不忘统战工作，有效地争取、瓦解了敌军。在红军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后，马鸿逵部骑兵营长孔庆福和伪县长董天祥率骑兵和壮丁队死守。马鸿逵亦从银川派飞机前往助战。红军围城两个星期，相持不下。红军向敌军喊话，解释党的政策与主张，城外回、汉族群众也向守城部队和壮丁喊话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劝他们不要为敌人死守。最终，守敌纷纷起义，献了城池，只有个别顽固军官逃跑。
在西征中，红军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顾全民族大义，把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争取并团结了东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
从1936年6月至12月，西征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转战半年之久，进行了十多次大的战斗。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所进行的民族统战工作，决策正确、形式生动、内容创新、层面广泛、工作深入，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引导广大回、汉族群众积极向往革命，坚定地跟党走
红军遵照党的指示，在西征期间，忠实、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全心全意地为回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工作、去战斗，用生动、具体、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宁夏人民心中构筑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使他们在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族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红军走后，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在当地回、汉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始终以强大的感召力，呼唤着人们走红军的路，跟着共产党走。1936年11月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遭到敌人破坏后，一万多回民群众不堪宁夏封建军阀马鸿逵的压榨，陆续沿着红军所走过的道路到陕甘宁边区安家落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海原、固原一带是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经过和1936年西征时战斗过的地方，当地回汉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非常敬仰和向往。红军长征、西征时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在熊熊燃烧，反蒋反马斗争从未间断。1939年1月至1941年5月先后爆发了三次回民武装起义。这三次起义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但起义中提出的“成立回民独立军”、“回民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成立回族自治政府”等政治口号，显然是受到当年红军政治主张的启发和影响而提出来的。在第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马思义等人率领起义军余部，毅然投奔陕甘宁边区，后组建为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在保卫边区和转战陇东高原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充分展示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强大威力。
2．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引发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动因
红军西征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进攻，企图灭亡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进步力量的反对，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引发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西征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正确决策，紧紧把握斗争的主动权，对敌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防止“豆箕之争”，有效地团结了东北军、西北军，化敌为友，与对方构成了潜在的抗日联盟，使“剿共”的东北军转化成为红军的同盟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促使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觉醒。1936年上半年，红军已经同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从10月起，张学良的主要助手王以哲就与彭德怀司令员天天函电交驰，与红军的往来日渐密切。他还把自己所辖部队和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进时间通报给彭德怀。张学良部与红军的密切交往，使东北军官兵的抗日要求日渐强烈。加之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取得伟大胜利，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更加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为了逼蒋抗日，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直接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为党的民族统战工作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3．为宁夏地区的民族统战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形成了优良传统
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族地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伟大实践，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有口皆碑，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宁夏地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与形成宁夏地区民族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关系极大。
在西征红军开拓的民族统战工作的基础之上，从解放前的宁夏地下党组织，到参与解放宁夏的各部队，都很重视做好民族统战工作。宁夏解放时，十九兵团领导就曾组成以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郭南浦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先期赶赴宁夏，向宁马当局和有关人士转达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解释有关政策，促成了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军光荣起义。宁夏解放后，各级党政领导也很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在各级政府、人大和政协给民族宗教上层代表人士安排了代表席位和领导职务，并注意同他们交朋友，真诚倾听他们的意见，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予热情帮助。每逢回民重大节日，党政领导按当地风俗习惯前去清真寺祝贺，表达党和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关怀，密切了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宁夏的建设与发展，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增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合作意识，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上开展了多层次的协商对话，谋求共识，受到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欢迎。
宁夏的绝大多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由于西征红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他们拥护党的领导，进行正当、合法的宗教活动，宣传有关政策法令，对宁夏地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同心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清国，他父亲洪寿林逝世时，把西征红军赠送的锦幛交给他说：“我留给你红军的这面锦幛，比什么家产都珍贵，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他遵照父亲遗嘱，把锦幛放在罐子里，用黄蜡封上口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献给了宁夏博物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教主后经常利用宗教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支持政府工作，后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解放初期，宁夏各地不少清真寺的阿訇，利用回民上寺礼拜的机会，帮助政府宣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婚姻法等。“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冲击，但他们并未因此动摇对党的信念。“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调动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积极性。宁夏伊斯兰教人士结合新的形势，制定《爱国公约》，进一步把爱国守法变成自觉行动，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移风易俗、宣传计划生育等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特有的积极作用。在发展国际性伊斯兰经济、打造清真品牌、推出崭新的系列穆斯林用品等领域起到了中坚作用。全民族携手共进，和谐互补，有效促进了宁夏的改革进程和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胆实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统战理论的又一光辉典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民族统战工作有着现实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我们应当珍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进行深入研究，科学总结，认真借鉴，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民族统战工作，密切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 者：郭全忠，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副厅级研究员，高级政工师，中国未来研究所终身高级研究员。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原 载：《陕甘边根据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