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本文拟从研究概况、陕甘新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几个方面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就进一步加强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研究；述评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边区的前身是在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了这块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有一支红军游击队和正式红军，并领导这支部队去发动群众，战胜敌人。三大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取得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斗等胜利，使这块根据地能够日益巩固并不断发展。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挺进敌后。同时，从各师抽调部分兵力组成留守兵团保卫边区。历史证明，正因为边区有留守兵团，又有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才保卫了千里河防，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才能以武力自卫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到抗战胜利时，这支人民武装已发展成钢铁劲旅。当胡宗南指挥23万军队向边区发动进攻时，西北野战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将敌人赶出边区。可见，陕甘宁边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军事的斗争；对敌斗争的胜负，对边区的存在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换言之，边区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保卫边区人民的民主政权，而且扩大了新区，对坚持抗日一直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 研究概况
如果按时间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分为，形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目前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研究就可以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即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形成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而在不同的时期内对于军事斗争的研究又明显多于对军事建设的研究。具体地说：陕甘宁边区形成时期。研究比较深入问题主要集中在，东征、西征、红26军、红27军以及关于决定长征的落脚点的考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所以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是最丰富的，涉及面也是最广的：留守兵团，河防保卫战，统一战线区（“磨擦”与“反磨擦”，剿匪锄奸等），精兵简政，拥军工作，军事工业，干部教育等。解放战争时期。西府之战等，转战陕北相关的问题，如：对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考证，党中央在陕北的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证。
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进行研究能够参考的书目有：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概述》；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吴志渊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政治部共同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的《红军西征》；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沈阳白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史》；宋金寿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陕西省军区军事志编委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陕西省志，军事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志丹县委员会，志丹县人民政府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朱根生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延安革命纪念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延安革命史三百题解》。
所能够参考的期刊、杂志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党史研究》杂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主办的《党史文汇》；延安大学主办的《延安大学学报》；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与教学》；西北大学主办的《西北大学学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博采》；中共安徽省党委研究室主管，党史纵览杂志社主办的《党史纵览》；中共河南省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博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党史文苑》；贵州省政协办公厅主办的《党史天地》，军事科学院与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的《军事历史》等。
二、陕甘新根据地初步形成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中以下几个问题曾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关于渭华起义
渭华地区，位于陕西东部，北跨渭水，南接秦岭，地处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地区是中共在西北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共产党还掌握着部分地方武装。对渭华起义的时间、地点、领导人物，起义经过，失败的原因，起义的影响等方面，房成祥、黄兆安认为：1928年5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东发动了渭华起义。5月15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长，并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近两个月，给陕西的军阀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配合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当时还在旬邑、礼泉、淳化等地发动了农民起义。7月渭华起义失败，但它是继清涧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的起义[1]。对于渭华起义的失败留下的教训，朱根生认为：1.起义的地点选在不利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2.起义是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发动的[2]。刘志丹曾在中共陕东特委于西北工农红军在陕西蓝田张家坪召开的联系会议上总结有以下几点：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3]
（二）关于红26军、红27军
这两支正规红军的存在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延安革命史三百题解》一书对这两支队伍做了详细的研究。红26军是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的。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队会师后，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1932年2月，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总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等先后任总指挥，高维翰、李良先后任政委。1932年12月，红26军在宜君县转角镇成立，杜衡任政委，后由汪锋代理政委。红27军是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1932年春，刘善忠、高郎亭等夺得地方民团的一部分武装，成立了延川游击队。经陕北特委批准，先后改为西北先锋队，陕北游击队第九、第一支队。1933年7月，在陕北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后，陆续组建了第2、3、4、5、6、7、8、9、10、11、12、13、14、21、22等游击支队。1934年7月，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9月，总指挥部撤销，组建陕北红军第1、2、3团。1935年1月，这三个团合编为红27军84师，杨琪任师长，张志达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1935年9月，红27军84师改编为红15军团81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崔田民先后任政委[4]。
（三）关于红军东征
东征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东征经过的研究。第二个类是对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的研究。对于东征的经过，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相关的历史类著作中，如：成祥、黄兆安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由于东征经过在个著作中论述详细且无异议，这里就不做重复了。对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演变的研究，经邱路研究，他认为：红军刚到陕北苏区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全部兵力不超过万余人，武器装备简陋，粮食被服困难，环绕苏区之敌多达十多万人。只有“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打通国际联系的问题结合起来，向苏蒙边界发展，以求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才能改变这种困难局面。而红军要向北发展和靠近苏蒙边界最可取的选择是，向东出山西后折向绥远，进入内蒙。1935年12月13日瓦窑堡会议决议：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溃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着手准备出绥远；第三步，由山西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后由于统战工作复有成效的进展以及相当一部分指挥员对于离开陕北苏区，重新长途征战取得苏联的援助开始报怀疑态度，加之苏联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极力主张取消向绥远接近的计划。经反复讨论1936年2月3日，修改红军的出师任务为：“把抗日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并“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鉴于东征进展顺利，以及红军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政治上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作为党和红军的重要任务，军事上则以发展巩固为原则，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猛烈扩大红军。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在蒋的命令下纷纷向山西、陕西红军压来，至4月28日，形势已根本改变，红军以丧失了在陕西继续作战的可能。红军回师陕北，东征结束。可以看出东征战役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作战方针所规定的种种目标，但仍旧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在山西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5]。
（四）关于红军西征
对西征虽然出版过研究书籍（如：《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作者：李德明），也有一定的成果发表（如：1981年《党史研究》第三期第78页，“红四方面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1981年《党史研究》第六期第58页，“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及其历史作用”以及在1986年3月份《党史研究》杂志第37页，“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的几个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西征经过的陈述和简单评价，缺乏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对西征的任务、起止时间、西征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也做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西征的任务。黄明发在“红四方面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6]一文中进行了研究论证。许多论著都说红军西征有“三大任务”，有的列成“四大任务”，而且关于“三大任务”的内容，表述又不尽相同。作者经过考证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军委是提出了两个“三大任务”并有两种不同的赋予性质。一种是赋予陕甘地区全党和全军的“三大任务”，即：一、向西进攻，已造成广大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联系着的任务是北通外蒙和苏联，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二、南面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三、东面坚决的进行游击战争，以抗击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进攻，保卫陕甘老苏区，决不放弃老苏区[7]。这三种任务，是三位一体联系着的，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和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并迅速实现对日作战。另一种是赋予西方野战军的“三大任务”，即：一、向西发展，努力创造和扩大新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二、创造条件，迎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争取早日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三、消灭二马，占领宁夏，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当时亦称“打通国际路线”），以便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和技术援助[8]。
西征的开始时间，何岩认为西路军渡河西征时间应该是1936年10月25、26日[9]。他还考证了渡河西征是在三大红军会师之前，还是会师以后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在1936年10月10日发出的关于庆祝会是宁夏的贺电看，会师至少在10月10日之前，既然如此，渡河西征是在会师以后[10]。而经黄明发考证，1936年5月16日，红一方面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东征，动员西征；5月18日，发布《西征战役计划》；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开始西征[11]。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相差近5个月之久。经笔者查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卷，第335页中，“红一军团（左路军）是5月20日前后出发，红十五军团（右路军）是27日出发”。 故笔者更倾向于后种说法。同时也认为是在红军会师之前开始西征的。
西征的结束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1936年7月底，即重创二马，时间约两个月；另一种是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会师之后，时间约5个月；还有一种说法是，1936年11月下旬，即红军会师后打完山城堡战斗之后，时间约6个月。在“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几个问题”一文中，作者黄明发认为，从西方野战军所担负三大任务的完成情况看，西征战役的结束时间应该是以实现胜利会师为结束标志的。
西征的历史作用、胜利的原因。在各个论著中说法比较统一，总体上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西征的历史作用：1.把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边区。2.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了红军队伍。3.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4.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认真地执行了民族政策。西征红军能取得胜利的原因：1.党中央、毛主席的审时度势，及时地制定了红军西征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2.以彭德怀为首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3.认真贯彻了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4.西征红军是一批经过革命考验和长征锻炼的民族精华，他们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保持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2]。
三、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的中心和总后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保卫边区的军事斗争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是最丰富的，几乎涵盖了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各个方面。如：《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区概述》《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延安时期的反特务斗争》（《党史博览》，1997年 第5期）；《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拥军工作述评》（《军事历史》2002年 第1期）；《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7卷 2005年第4期）；《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5卷第5期）；《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述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1期）等。其中，王晋林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述评”一文中，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值得一提的在文章中还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的特点做了客观的概括，即：1.坚持把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作为军事斗争与建设的首要任务。2.坚持军事斗争、建设与政治斗争相结合。3.坚持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军事组织体制。4.坚持把军事斗争与建设建立在依靠边区人民、打人民战争的基础上[13]。
综合各个研究成果，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陕甘宁边区武装力量的组成与发展状况研究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主要由留守兵团、保安队、自卫军组成。近些年来对边区武装力量研究成果数量少，仅有的研究集中在对边区武装力量的叙述上，而深入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八路军总部率主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直及第770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8月下旬，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各留守部队均归留守处节制，留守处主任萧劲光。10月上旬，留守部队进行了统一改编。改编后的留守部队辖警备第1至第8团、第770团、独立营、骑兵营，共9个团另2个营。12月，留守部队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其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培养和积蓄干部。
1937年9月上旬，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统辖边区地方部队，将边区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警卫队、独立营等地方武装按地区集中起来，改编为保安部队，组建了教导营、警卫连、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县保安队等地方部队，共5000余人。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
陕甘宁边区除了八路军留守部队和地方部队外，在边区从村、乡、区到县各级还组织了群众武装，建立了抗日自卫军。抗日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人民武装，平时值勤放哨、劳动生产，战时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作战。以1938年底的统计，边区抗日自卫军的人数已达22.4万余人。这样，陕甘宁边区就形成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留守兵团、地方保安部队和群众武装自卫军三结合的军事组织体制，成为陕甘宁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反磨擦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14]。
（二）关于河防保卫战的研究
所谓河防，即晋陕间以黄河为界长约千余华里的防线，北起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到宜川以北的圪针滩。河防保卫战，是指我驻黄河沿线部队为击退日寇侵入边区而举行的战斗。对河防保卫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关于河防保卫战的意义，霍志宏认为，河防保卫战是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广大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巩固黄河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西北大后方的重大军事胜利，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5]。关于河防保卫战的战术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之”。即，我军严阵以待，善于隐蔽，顶住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待敌进入我火力网后，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不是简单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是及时准确获得情报，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区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16]。可以看出，我军虽兵力薄弱，但对日军的进犯，采取主动、灵活、机动战术手段，以逸待劳，坚决而巧妙地击退了日军的侵袭，使日军只能望“河”兴叹。关于河防保卫战中敌军的兵力和我军战斗及伤亡情况。敌人每次投入的兵力少则2000人，多则2万余，而我方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部队最多为1个团，千余人。敌每次投入的重炮均在20门以上，有时还有飞机助战，而我方仅有迫击炮2门。其中规模较大的战斗有7次，分别是：神府河战斗，宋家川河防战斗，凉水崖、马头关河防战斗，第二次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崖河防战斗，第三次宋家川战斗、碛口河防战斗，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在1年零10个月中，我和防军胜利地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打退了敌人23次进攻，以付出160余人伤亡、20余人中毒的代价，获得了河防保卫战的辉煌胜利[17]。
（三）关于统一战线区的军事斗争研究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向抗日民主根据地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统一战线区（通常称“统战区”）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区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对统战区的研究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剿匪锄奸。土匪的产生：土匪问题，在西北地区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土地革命后期，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着落，从经济上断了匪源。西安事变后，西北地区土匪又死灰复燃，除三五零星者外，成群的土匪先后发展到48股，人数约达4000人，枪支2000余。这些土匪不同于土地革命初期的“经济”土匪，而是各有一定社会背景的政治土匪。土匪的类型：有的是受打击的地主恶霸及地方军阀的反动武装，有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溃败的散兵游勇，有的是日军收买的汉奸武装。这些土匪武装都以内部颠覆民主政权国、破坏边区为目的。他们造谣群众；组织黑军，颠覆政权；公开抢劫，鱼肉乡里；投毒暗杀，制造恐怖；混入部队，煽动哗变；收集情报，充当敌探。边区对土匪的政策：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严厉镇压土匪，以巩固后方。针对土匪、汉奸的活动特点，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剿除措施。1.大张旗鼓地揭露汉奸、土匪的罪行，提高政治警觉性，使土匪、汉奸的欺骗宣传失去市场。2.不放弃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不放松军事上的打击与消灭，将宽大与严惩有机结合起来。3.清缴中将分区驻剿与集中和合机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结合。4.充分发挥自卫军、少先队的积极作用。对土匪的控制：1937年，边区军队分别在三边、志丹一带，靖边、龙舟堡一带，延长、延川一带，庆环地区，黄龙山区及关中一带等5个区域进行了首次清剿土匪的战斗；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2月，经数十次剿匪战斗，彻底消灭了30多股，击溃了10多股，缴炮2门，机枪10挺、马枪步枪1700余支、子弹7万余发，毙俘1000余人。我军民在战斗中也付出了700余人的伤亡代价。1942年后虽然日军对边区的威胁逐步减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在边境不断挑起磨擦事件，派遣土匪、特务到边区捣乱。1942年后，曾一度缓和的匪情又严重了起来。针对匪情，联防军司令部于1942年12月3日、1943年2月28日，两次下达剿匪命令，并在边区高干会期间，召集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和军事干部会议讨论剿匪工作。根据匪情活动规律，对土匪的处理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进一步统一人民的思想。由于边区军民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加之各方面通力合作，经过多次打击，匪患被基本平息[18]。
反磨擦斗争。关于反磨擦的斗争原则：综合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关于各个时期反磨擦斗争的情况，王晋林认为，有三个时期反磨擦与磨擦斗争较为激烈，即抗战初期（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三次反共高潮、抗战结束且愈演愈烈。据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多达60余次，并先后侵占边区的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陇东分区，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消灭国民党顽军400余人，解放了镇原、孟坝镇、环县甜水堡、庆阳县城等地及合水全县；在关中分区，留守部队警备第8团和分区保安独立第3营等部队，收复了马兰镇，消灭了顽军和股匪1000余人；在绥德分区，留守部队第359旅全歼了偷袭八路军驻军的顽军7个中队，解放了绥德、清涧、米脂、吴堡、佳县等5个县。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果断地命令国民党在边区境内的政权机关自动撤离，驱逐反动分子出境，结束了统一战线区，使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统一。
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制造反共舆论，叫嚣“取消陕甘宁边区”，在边区周围调集军队，准备兵分九路，“闪击边区”，夺取延安。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和坚决斗争的方针，一方面通过舆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呼吁团结抗战，一方面积极做好应战准备，抽调部分八路军部队进入边区。由于边区军民严阵以待，做好了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暂时搁置对边区的军事进攻计划。这次来势汹汹的反共高潮以失败而告终。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又一次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企图先夺取边区关中地区，进而进攻延安。7月下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6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分区淳耀地区进攻。国民党军在炮火掩护下，对边区防地爷台山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边区驻防部队在进行英勇的抗击后，于7月27日主动撤离爷台山阵地。8月8日，留守兵团第385旅、新4旅等部对进犯的顽军展开全线反击，经过激战，于8月9日全歼爷台山顽军守敌5个连，收复爷台山阵地。8月11日，进犯的顽军被全部逐出边区[19]。
（四）关于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研究
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是在红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边区军事工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军工企业制造了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步兵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还生产了不少民用产品，既支援了前线部队作战，也促进了边区工业经济的繁荣。在抗战时期边区军事工业的研究方面，曹敏华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述评”[20]一文中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此之前，仅能见到少量对边区兵器工业的陈述及对边区军事工业的研究。
1.关于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缘起与发展。曹敏华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10月到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一时期的兵工厂随军活动，流动性大，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简陋，技术含量较低。第二阶段，抗战爆发后至1938年初。这是发展时期，边区兵工厂加紧生产武器弹药，军事工业逐渐成为边区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第三阶段，1938年初至抗战结束。在军工局的领导下，边区军工企业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各兵工厂分工明确，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军工产品数量日益增多。
2.曹敏华将战时边区军事工业发展的历史因素和主要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极其重视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多次发出有关指示，对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八路军和人民武装力量在对敌斗争中枪械弹药的消耗量极大，需要及时补充，而国民政府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后勤供应有限，乃至最终停止对根据地的接济，促使边区不得不自力更生加紧发展军事工业。（3）战时边区科技工作者，依靠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的精神，将科研与战争需要和生产紧密结合，潜心研究技术，解决了军工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是战时边区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4）1942年边区工业战线上开展了一个以赵占魁名字命名的劳动竞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
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述评”一文指出，战时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特点是（1）兵工厂规模小，机器设备数量少，原料来之不易，技术水平有限，兵工生产具有相当的艰苦性和一定的创造性。（2）从实际出发，注重生产子弹、手榴弹和地雷，兵工生产密切配合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3）按照实战要求，敢于创新，提高军工产品性能。对军事工业对战时边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可分为一下三点：（1）催生了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冶金、化学、机械等工业部门。（2）军工局各厂注重军民结合，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机器设备，设计和生产了大量各行各业急需的民用产品，为边区经济建设服务。（3）军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边区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为边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关于拥军工作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众多成就中，拥军成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前方的抗日将士免除了后顾之忧，安定了军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华文、王一丁在“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拥军工作的述评”（《军事历史》2002年 第1期）中对边区拥军工作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涵括了以前关于此研究的所有问题。
黄华文、王一丁将拥军工作的特点概括为：一是边区政府明确拥军工作在当时情况下的迫切性，把拥军工作作为每年的工作重点。二是把拥军工作用法令、条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形成制度化和法令化，使拥军的各项工作都能有章可寻，有据可查。三是加强对边区拥军政策的宣传力度，努力使边区的群众懂得拥护人民军队就是保家卫国，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好打击。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拥军工作的述评”一文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拥军工作是群众性的拥军工作。拥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围绕抗日军人家属开展的，各级政府依据抗日军属优待条例，纷纷发动群众在生产上帮助抗属代耕代收，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抗属，尽量使抗属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以安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产上帮助抗属代耕代收是边区群众参加最多的拥军活动，也是优待抗属的主要措施。从边区政府到下面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为抗属的代耕代收。二是在生活方面对抗属的优待和照顾，主要是过年过节对抗属的慰问和对过于贫困的抗属或丧失了劳动力的抗属的救济，以体现党的关心、政府的关心和各阶层群众的关心。
黄华文、王一丁认为拥军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一是陕甘宁边区如此声势浩大的拥军运动，使抗日军队受到莫大的鼓舞。二是陕甘宁边区的拥军工作由于成绩显著，而成了其它抗日根据地的拥军示范。三是拥军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对以军人及其家属为主体的对象实行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的一项特殊社会工作，也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它与军队能够及时沟通，互相配合，发挥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特性，造福于群众。
（六）关于“精兵”的研究
精兵简政在我国政权建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研究著作是比较多的，涵盖了各个方面，可专门就陕甘宁边区军事系统的精兵建设的研究较少。提炼各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精兵的历史背景、实施情况、实施结果等方面广泛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关于精兵简政的历史背景。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边区的军队数量和政权机关也日益增加和扩大。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加上日寇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财政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个矛盾的解决与否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以至整个抗战能否坚持的严重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关于精兵的具体做法，学者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正规军暂停发展，加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民兵，使部队人数不超过边区居民总人数的3%。并号召“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21]，在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骈枝机构。一部分人员充实到战斗岗位，主要加强战斗部队；一部分人员到学校去学习与深造；一些老弱残疾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去工作，或由地方做适当的分配安置。例如：留守兵团在第一次精兵简政时，精简了3000人，转入生产战线；1943年，留守兵团直属队又缩减了1400人。又如：原有自卫军指导员1000多人转入农村生产，即由完全脱产变为不脱产。与此同时，在部队内部又加强了军事政治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22]关于精兵的结果，学者们认为，它实现了精干的主力军与强大的后备军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人民战争的威力真正发挥出来，渡过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为对日反攻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建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23]
（七）关于民众动员模式和机制
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动员,国共两党都程度不同地展开了这一工作。学者们认为，在民众动员理念上,中国共产党主张彻底的、全民族的整个社会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战民众动员,无论是动员的深度、广度、途径、手段,还是动员的效果,与国民党存在很大差别,社会动员的能力也明显优于国民党,形成了战争时期党关于民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和有效机制。
关于动员模式与机制，宋炜在“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一文中论述为：陕甘宁边区作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在民众动员方面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员网,其主导形式是在政权组织体系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从纵向上进行垂直动员,推进社会改革,更新社会结构,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这种以政权组织为依托构成的层级垂直动员体系,在民众动员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与政权组织相辅相成的动员体系是民众自愿参加的、人数众多的群众团体所构成的横向动员体系。群众性组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25种群众性的团体,如边区青救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总工会、边区农民会、延安市商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农民抗敌互济会、农民自卫队、儿童团等。边区 80%的群众都加入到各种团体中,被组织起来,动员起来。1938年1月29日,成立了边区群众性的抗战动员组织——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统一领导边区各抗日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成员既是动员对象,也是动员者,群众加入各个团体就等于把被动的他发动员变成了主动的自主动员。群众团体构成的横向动员体系,与政权主导型的层级垂直动员体系相辅相成,形成了边区抗战时期民众动员的基本模式和运行机制。这一模式与机制的形成,使民众动员有了组织上的依托和保证,也使民众动员的深度、广度、效果达到可控状态。[24]
宋炜认为对民众动员基本模式和运行机制,是适应边区群众实际的,既是一个整体,又灵活多样。无论政权组织还是群众团体组织,在具体民众动员工作中,都能结合边区人民的实际,采取群众喜闻乐见、便于接受、通俗普遍的形式。如为动员人民参政议政,在选举时根据多数群众不识字情况,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在开展抗战宣传时,采用具有陕北特点的秧歌、通俗易懂的连环画等形式和简明扼要的口号等,达到了良好效果。总之,边区抗战时期的两种动员体系交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对流和共振,产生了良性互动效应。[25]
四、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方面的研究专著、成果较少，笔者在所能查询到的资料中发现，延安保卫战、转战陕北的历次战斗、西府陇东战役以及西北野战军的整军运动曾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
（一）关于延安保卫战
对延安保卫战，房成祥、黄兆安认为其战斗的时间是1947年3月13日至19日延安防御兵团撤离。所坚持的斗争策略是积极防御，准备暂时放弃延安，但坚持保卫边区。[26]对于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认为是25万人，“在陕北，国民党军队投入胡宗南等部二十五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突然袭击”[27]《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认为是14万，“1947年3月初，国民党集结34个旅25万人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3月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14万人为主攻，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28]。《周恩来年谱》：“本日由胡宗南指挥的15个旅14万人，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29]。陈标经考证后认为，“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兵力是17个旅15万人，因留一部守陇东关中，只以15个旅（开始14个旅，后增至16个旅）打入边区即延安及陕北，其中进攻延安的兵力只是5个师12个旅（后增至6个师13个旅）约8万人”。[30]
（二）关于转战陕北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以少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蒋胡军的大量主力部队，支援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并鼓舞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它使陕甘宁边区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直接鼓舞了全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留在陕北就好像是隐蔽而牢固地安置在磨盘中的主要转轴，它能自如地转动陕甘宁边区这幅磨盘，频繁地旋磨蒋胡军，从而粉碎蒋胡军对边区的全面进攻。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成果甚少，仅能从历史纪录类的著作中找到，在仅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转战陕北对所展开的各项战斗以及对这一时期的几个史实的考证。房成祥、黄兆安在《陕甘宁边区革命史》一书[31]中对各项战斗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青化砭伏击。战斗时间是1947年3月24日。此役的特点及战果：西北野战军以6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伤亡2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毙伤胡军400名、俘虏2593名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军31旅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92团团长谢养民等均被俘。
羊马河战役。战斗时间是1947年4月14日。特点：西野在敌军10个旅的重兵合击下，以外线速决的形式，实行虎口拔牙，出奇制胜地吃掉了敌军运动中的一路，从而打破了蒋胡军合围计划。全歼135旅一个整旅，共歼敌军4700余名，少将带旅长被俘，404、405团上校团长被俘。西野伤亡477人。
蟠龙战役。战斗时间是1947年5月4日。其特点：西野在缺乏攻坚作战经验与装备器材不足和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攻坚作战。是西野首创攻坚战胜利的范例。蟠龙战役共歼灭蒋胡军6752人（毙伤1300人，俘5452人），整167旅旅长、副旅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均被活捉；还缴获夏用军服4万套，面粉1.2万多袋，骡马1000多匹，子弹100多万发，山炮多门等大量军需物资。此役，西野亦伤亡1549人。
出击陇东。战斗时间是1947年5月21日，战役历时半个多月。战役任务：打击二马、补充物资、改善西野部队武器装备。消灭了青马的步骑两个整团，给了宁马第81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收复了环县、庆阳以北等陇东广大地区，振奋了陇东人民，打击了二马军的嚣张气焰；把胡宗南的部队拖得更加疲劳、更缺粮了；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粮草、马匹等。陇东战役虽未完全达到打击二马的预定战役目的，但却实现了改善西野部队武器装备的任务。
收复三边。战斗时间是1947年6月29日。战斗目的：保证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避免与胡军主力决战，并继续调动胡军主力“游行”。西北野战军向三边发起进攻，所到之处，守军不战而逃。7月7日，收复了三边分区全境。
沙家店战役。时间是1947年8月20日。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一个转折点。经此役，胡宗南在陕北的全部兵力只剩下14个旅，其机动兵力不过7个旅。8月22日，解放军太岳纵队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威胁到胡宗南在西安的统治。胡宗南收拾在陕北的败军南下，此时，蒋胡军已成全线溃退之势，西野主力乃乘胜向南反攻。从此，蒋胡军结束了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而中共中央和西野主力也从此结束了陕北转战。此役共歼胡军整编第36师6000余人。
关庄、岔口追击战。战斗时间是1947年9月13日至16日。这次战斗，迟滞了陕北胡军南撤的行动，在战略上配合了陈谢大军在豫西的战略展开。毙伤俘敌4000余人，后又在蟠龙歼敌第1师第167旅，在青化砭歼敌第26师第31旅，并分别清除了永坪、姚店子、甘谷驿、龙安等地的重要据点。
延清战役与挺进黄龙山区。战斗时间是1947年10月2日至 11日晨6时战斗胜利结束。战役目的：调动胡宗南主力南下，以利于解放军在陕北内线收复失地，消灭延安东北孤立据点的蒋军，为尔后西野主力南进外线作战消除后顾之忧。开辟黄龙山区，一为就粮，二为迷惑胡军。特点：利用延川、延长和清涧距延安较远、且易造成胡军以为共军南进的错觉的条件，突然袭击而取胜。战果：敌整编76师师部直属辎、炮、工、特、通5个营，整第24旅旅部，旅直属辎重营、炮、工、特、通4个连，第70团和72团1个营与地方反动武装等全部被歼。
第二次攻打榆林。战斗时间是1947年10月27日至31日。此战没有发挥打援优势，强攻榆林城，西野也付出了较大的损失。战果：第二次攻打榆林，西野击溃国民党政府第22军第86师两个团、整编第18师一部，两个保安团，共毙伤俘敌6800余人。
西北野战军和边区武装部队自1947年3月到12月底的9个月的自卫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80933人（其中野战军歼灭66920人，边区地方武装、游击队及民兵歼灭14013人）[32]。
郭洛夫、徐乃杰和庄惠其对于党中央转战陕北时期的几个史实进行了考证。郭洛夫认为，经考证，1.青化砭战斗时，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尚未会合，毛泽东是在1947年3月25日夜里才与中央各同志会合的。这反驳了有的著作中说毛泽东在24日晚上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分析敌情的说法。2.“中央留陕北不走”不是3月19日确定的而应该是3月26日，在子长县王家坪附近的任家山，经过书记处全体成员做了一天的认真讨论而决定的。对此，郭洛夫、徐乃杰在“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订正”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3.周恩来没有到过枣林沟，中央到离枣林沟的时间也不是3月26日和28日。这反驳了“中央枣林沟会议”是在3月26日召开的说法。4.中央后委成立于“枣林沟会议之前”根据不足。[33]
（三）关于西府陇东战役
在对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方面的研究中西府陇东战役，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房成祥、黄兆安认为，所谓西府通常指关中以西、宝鸡以东的广大地区。陇东及繁殖甘肃东部地区。西府、陇东是块战略要地，控制该地就能切断川陕甘三省的联系，东可取西安，西可进逼兰州，南可威胁川蜀。宝鸡是胡宗南西北总兵站基地，又是重要的军工生产区，战略物资堆积如山。攻占宝鸡能在很大程度上陷胡宗南于困境，从而缩短西北解放战争的时间。
西府陇东战役经房成祥、黄兆安考证，战斗时间是4月18日至5月12日。战役特点：西府陇东战役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深入胡、马腹地作战。由于对敌情掌握不透，主要是对马步芳积极援胡和裴昌会增援西府直快估计不足，因而造成回师被动、疲劳，部队减员1.4万多人，其中伤亡6000以上，内有团级干部9人。对于战略意义，房成祥、黄兆安认为西府陇东战役战略意义重大。第一，摧毁了胡宗南多年来在宝鸡聚积的大批军用物资和宝鸡、蔡家坡等地的军事工业，歼灭胡、马各部2.1万余众。人民军队所至，粉碎反动政府，吊民伐罪、开仓济贫，奠定了西北解放军再入该地作战的群众基础。第二，策应了解放军中原战场尤其是豫西战场的攻势。第三，迫使胡宗南撤离延安、洛川，使这两城获得解放[34]。
（四）关于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西北野战军的冬季整训，是一次创造性的整军运动，中共中央军委誉之为“新式整军”，推广到全军。目前尚无对整军运动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仅有的研究只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相关的历史著作中。
经房成祥、黄兆安考证，整军的内容是：三查运动。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很多问题，检举出一批混进党内的坏分子，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三评运动。是三查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在评斗志运动中，表扬了那些斗志坚定、革命责任心强、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干部与战士。同时，还结合进行评党，推荐党员，发展党员；评干部，推荐提拔干部。练战术。西野部队在三评运动以后，接着开展了练兵运动，使全军军事素质提高了一步。首先加强对技术原理的学习，如学习爆破专业。其次，加强对战术理论的学习。通过训练战术的学习活动，整个部队在以攻坚为中心的技术和战术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对于整军运动的意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一书中认为，新式整军事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军事上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收效迅速。新式整军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改造运动，也是一次大规模有领导的民主运动；是一次整党建党运动，也是一个政策与纪律再教育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训练运动和立功运动。总之，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古田会议以来的光荣传统，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新经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新篇章。通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提高，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和扩大、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35]
五、进一步加强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研究的几点想法
这60多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整理工作方面，问题研讨方面，还是著作出版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些成绩与我们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是很不够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改变“两头大中间小”的研究现状，把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建设的研究向前推进。
（一）在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建设的研究中，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但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仍然比较少。自2000年来虽然陆续出版了一些专题学术的论著，但终究是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快60年了，不论从理论准备，还是资料准备，都具备了产生大量研究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建设专题学术精品的条件，愿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能奋发努力，写出大量专题。
（二）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建设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还有许多重大课题有待我们去开拓。如，民兵、自卫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问题，游击战与转战陕北的配合问题等，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历史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放松。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历史是一段人民军队以弱胜强的历史，是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的缩影。这其中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新时期我军的建设必需借鉴这些经验，推动新军事变革。可是对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四）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课题和挖掘新史料是学科继续繁荣发展的基本要求。对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建设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领域有待于人们做进一步的开拓，如对陕甘宁边区初步形成时期的军事建设问题，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建设问题。相信随着新史料的问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大大地向前拓展。
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我们相信，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去，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1]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 朱根生著：《西北红军的创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5页。
[3]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延安革命史三百题解》，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8页。
[5] 邱路：《红军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 黄明发：《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37页。
[7] 在1936年5月28日西北军委发布的《西征战役计划》、5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发布的《目前 的形势和我们陕甘当的任务讨论提纲》、1936年秋周恩来写的《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手稿）等文件中表述都是一致的、清楚的。
[8] 这三项任务在《西征战役计划》、《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以及1936年7月27日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名义发出的《中革军委为完成野战军的三大任务给各兵团的指示》等文件中表述十分清楚。
[9] 作者何岩：，《红四方面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78页。
[10] 作者何岩：《红四方面军是什么时候渡河西征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78页。
[11] 黄明：《关于红军西征战役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6年3月，第37页。
[12] 李德明著：《红军西征》，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0页；徐晓玉：《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及其历史作用》，《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62页。
[13] 王晋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述评》，《军事历史》，2002年第6期。
[14]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0页。
[15] 霍志宏：《记陕甘宁河防保卫战》，《文史月刊》，2006年第7期；延华：《陕甘宁边区的河防保卫战》，《圣地》，2006年第2期。
[16] 霍志宏：《记陕甘宁边区河防保卫战》，《文史月刊》，2006年第7期。
[17]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30页。
[18]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19] 王晋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斗争述评”》，《军事历史》，2002年第6期。
[20]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述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1期。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4页。
[22]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6页。
[24] 宋炜：《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9月。
[25] 宋炜：《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9月。
[26]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438页。
[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2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4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8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6页。
[30] 陈标：《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是多少？》，《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11期。
[31]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481页。
[32]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33] 徐乃杰、庄惠其：《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订正》，《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郭洛夫：《党中央转战陕北几个史实的考证》，《党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页。
[34]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540页。
[35]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作者：杨玉玲，西安政治学院教授；马腾，西安政治学院研究生大队18队学员。）
来源：中共党史与延安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