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工作的日子

1940年10月，我调离延长县，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粮食局局长。

延安，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从此年此月算起，我在这块中国革命的圣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工作、生活、战斗了整整九个年头。

一

接到边区政府的调令，我感到压力很大。

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同全国一样，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寇攻占太原后，从1938年2月起，在黄河以东调集重兵，多次强渡黄河，侵犯我河西防线，妄图从我千里河防撕开缺口，肆虐我西北腹地，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从1940年10月起，开始完全停发抗战初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少量军饷和捐款，并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全面的经济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物资进入边区，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和各类非生产人员的急剧增加……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边区的光景当时相当困难，很不好过。

外援的完全断绝，造成了边区政府财政的极度紧张。粮食问题，成了当时边区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去筹集足够的粮食？如何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边区军队、干部、学生、工人等近八万非生产人员都能吃上饭？”我手握调令，诚惶诚恐，深感责任重大。

我就是带着这种沉重的思想压力和强烈的使命感到延安走马上任的。

从到粮食局的第一天起，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虽然，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在粮食局只工作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我付出的精力、心血和汗水，比以往许多年加起来都要多。

由于财政紧缺，政府没钱购粮。边区粮食供应的解决办法，由以往的外购内征相结合，变成了全部向当地农民征收。征收救国公粮，是粮食局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大家都知道，边区地脊民贫。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农民自身生活都很困难。增加他们的缴粮额度，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农民怨声载道。有人竟为此发牢骚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个故事当年延安很多人都知道，足见当时农民情绪之大。再加上敌人的煽动破坏和一些思想认识、历史方面的原因，征收救国公粮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派出许多征粮工作队、宣传队、秧歌队，深入各县、各乡，逐级开会，层层动员，广泛宣传抗战形势和征缴救国公粮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群众团体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及时纠正个别干部在征粮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倾向，认真处理好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确保征粮工作每一环节的公平合理，从而保证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

经过我局和边区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1940年我们共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边区当年粮食总产量的6.4%，比计划超额七千石，较好地保证了边区的粮食供应。但是，这个数字距边区粮食供应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相当距离。直到1941年春，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同志率359旅生产自救，屯垦南泥湾，把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后，边区粮食紧缺的问题才真正得以缓解。

从“敌人围困，衣食紧缺”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历史再次印证了毛主席的预见。早在1938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干部的一次晚会上就曾指出：“……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起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我深深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二

1941年1月13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以统一全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该委员会由刘景范同志、叶季壮同志、莫文骅同志、邓洁同志、吕振球同志、唐洪澄同志和我七人组成。主任委员由刘景范同志（时任边区民政厅厅长）兼任，副主任委员由我担任。这个机构，对外的牌子是“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对内则由民政厅领导其日常工作。

由于我这个副主任委员是专职的，所以组织上就将我调离粮食局，专门到动委会工作。

我和景范同志早在1938年就认识。那时他已是边区民政厅厅长，我是延长县县长。景范同志对党忠诚，为人刚直淳厚，讲究工作方法，原则性很强。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兄长。无论是因为他个人的革命经历，还是因为他是志丹同志的弟弟，我对他都是敬重的。他对我很信任，很放手。在繁忙的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边区动委会的前身是“边区战时动员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全边区的军民，一致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全民族的抗战”。1941年5月9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各级动员委员会组织规程》、《战时动员壮丁牲口条例》和《战时动员物资办法》，使支前工作逐步规范化，使我们的工作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在边区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景范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我担任副主任的近两年时间里，边区动委会从动员群众参军，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前，到组织自卫军、整顿少先队、组织缴纳救国公粮、开展社会教育和扫盲运动、组织普选、优抚抗日军属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间，我曾多次带工作团下县，帮助征收救国公粮，组织整顿农民自卫军，每次下去都是几个月。在基层，我被许多贫苦农民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踊跃缴纳救国公粮的情景深深感动。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我们党，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2年10月底，边区政府在民政厅设立了视察研究室，调我任主任。我上任后，立即调配人员，制定出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但还未及正式展开工作，视研室就又被撤销了。这个机构，从成立到撤销，前后还不到两个月时间。

三

民政厅视研室撤销没多久，组织上就决定调我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紧张的对敌斗争和繁忙的工作，根本无暇学习，深感自己马列主义理论的匮乏和党的政策水平的不足。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部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到党校去学习、去深造，对我这样的工农干部来说，是一件梦寐以求、渴望已久的事情！

12月1日，我兴冲冲地赶到延安北关小沟坪。小沟坪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部，也是党校一部的所在地（党校当时分4个部，后发展成6个部）。参加这次学习的，大都是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

中央党校组织机构的特点是以支部为基层领导单位。一个班一个支部，不设班长，只有支部书记。学习、行政、生活都归支部管。一部和四部基本上是中、高级干部，七大代表大部分集中在一部。

报到后，我先是在一部第十支部学习（支部书记是贺晋年同志），后转到四部，最后又回到一部二支（支部书记是何辉同志）。1944年“抢救运动”时，还曾调到二部帮助工作了两个月。

 何辉同志是湖南平江人，长我一岁，原在红二方面军工作，参加过长征。他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358旅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衔时，被授为少将。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我在中央党校整整学习了一年零四个月时间。

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思想教育，生产劳动，干部审查。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整顿三风，党的历史，路线斗争。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是《哲学选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等；整顿三风的基本教材是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其中包括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党的历史的基本教材是《六大以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路线斗争的基本教材是《两条路线》、《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等。

这其中，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给我的感悟最深。通过学习，使我从路线高度对1933年夏红26军兵败终南山及1935年秋陕甘“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了一个更为清醒地认识，深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之大，深感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们很多同志都知道、也都经历过延安时期的审干运动。这次审干，对我们每个干部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顺利地通过了组织上的严格审查。毕业离校时，一部二支为我做出了审查结论。结论说：“谭生彬同志历史清白，政治坚定，长于政权工作。在失掉上级领导期间，仍能主动坚持为党工作，应该计算党龄。其刚开始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时的团龄，也应计算党龄……”这个结论，由支部书记何辉同志签名，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央党校组织处存档。

在党校学习期间，我们还自己种地、种菜、养猪、纺线、烧炭、缝衣服、挖窑洞、建房屋……劳动的实践，丰收的喜悦，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略决策的伟大。

中央党校的生活是团结、紧张、严肃的，但也不乏活泼。你们谁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土包子”就是在这里学会跳交际舞的。

交际舞，对延安来说是舶来品。它是由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她的女翻译吴莉莉带到延安来的。她们先是自己在屋里跳，后来在小范围里教跳，最后吸引得许多人都对交际舞产生了兴趣，学跳的人越来越多，跳的范围越来越广。每逢周末假日，中办大礼堂、鲁艺大礼堂、八路军总部大礼堂等凡是有大礼堂的单位都会举办舞会。交际舞一时成了延安中、高级领导干部工作之余，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老总、贺老总，还有弼时同志等都很喜欢跳交际舞。我在舞会上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其中，周副主席舞姿优雅，跳得最好，被人们称作“跳舞王子”。

当时的延安，从交际舞兴起的那一天起，反对声就不绝于耳。我们有许多同志觉得，交际舞的轻歌曼舞，与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形成了太大反差，思想上、感情上难以接受；更有同志认为，这种勾肩搭背的舞蹈，属于靡靡之音，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党内的反映。贺大姐、康大姐就是其中的代表。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我还记得，中央研究院有一位叫王实味的研究员言辞尤为激烈。他在1942年初发表的一篇名为《野百合花·前记》的文章中写道：“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王的观点遭到批判，并被打成“反革命”，后在山西被秘密处决。

对于交际舞，我个人认为，只要舞者思想健康，目的纯正，其确不失为休闲娱乐的一种好形式。王实味的观点固然偏颇，但从“无则加勉”的角度看，亦不失为对我们党的一种警示，着实是“罪不当死”的。

除跳舞、戏剧、秧歌等各种娱乐活动外，在朱老总、贺老总的支持带动下，延安当时各种体育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篮球赛、排球赛、游泳赛、拔河赛，还有各种集体舞蹈和集体游戏……而我，则是足球场上的常客。

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是清贫的、艰苦的；但在精神生活上，我们是富有的、快乐的。

四

1944年4月，我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调边区行政学院行政系任副主任（主任由刘景范同志兼任）。

临走时，我在党校大礼堂前站了好久。这座大礼堂是1943年11月刚建成的，能容纳一千多人。我们全体学员都参加了修建大礼堂的劳动。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工作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礼堂竣工时，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大礼堂门楣的上方，作为党校的校训。我久久凝望着这四个大字，心情很不平静。一年多的学习，使我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实践上，亲身感受到了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和伟大意义。“实事求是”——这是我们中国革命运动的灵魂，是我们党立足和发展的根本。离开了这四个字，我们党和中国革命就会走弯路，就会受挫折……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将来也不会例外。

行政学院建在延安城南关街桥山上。行政系当时有七、八十名学员。领导干部除景范同志和我外，还有行政助理员余修、学习助理员王幸之和秘书高桐等三位同志。

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边区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拥护党的路线方针的行政干部。行政系是各系之首。除行政系外，学院还设有司法、教育、财经等三个系，系主任均由边区政府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担（兼）任。院部有教育处和干部处。院长是王子宜同志。

“抢救运动”中涉及问题的干部有不少都集中在这个学院。我去时，对他们的甄别工作已近扫尾。

子宜同志是志丹同志的同乡和同学，是“保安三杰”（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之一。他在治学中的严谨态度，在对“抢救运动”中一些干部进行甄别时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是边区甄别委员会成员之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到该学院任职没多久，记得好象是5月份，根据边区政府的决定，行政学院和延安大学实行了合并。合并后，下面所设的处、系都没变，校名仍叫延安大学。任命周扬同志为校长，王子宜同志为副校长，直接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行政系主任仍由景范同志兼任，我仍为副主任。两校合并后，打破了历来大学的教育成规，彻底克服了过去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按照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实际需要，重新规划了学制和课程。我协助景范、子宜和周扬同志，在办学模式、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师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费了不少脑筋，掉了不少头发……

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合并后的延大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延安大学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都是延安大学要学的。不仅要学，而且要做，要为实际服务，不要搞教条主义……” 讲话的最后，毛主席还再次向当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整错、受委屈的同志表示了真诚的歉意。

我当时就坐在前几排，亲眼目睹了毛主席演讲的神采，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心情非常激动。

 延安大学，自1941年9月三校（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合并成立，直至抗战结束，几经整合，不断壮大，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她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为党培养、输送了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和专门型人才，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1944年10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任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

延属分区隶属边区政府领导，办公地点设在延安。当时下辖延安市和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安塞、固临、富县、志丹、甘泉等10个县（市）。延属分区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战略地位较之边区其它几个分区显得更为重要。

延属分区专员是曹力如同志，地委书记是李景膺同志。办公室主任是董耀卿同志。曹力如、李景膺同志我都是认识的。特别是力如同志，和子宜同志一样，也是“保安三杰”之一，有着丰富的斗争和工作经验。能和他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高兴。耀卿同志更是我在延长一高上学时的级任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几个熟人见了面，说不完的话，格外亲切。

1949年冬，力如同志赴新疆上任时，不幸因车祸遇难。当时我正在西北军区组织部工作。噩耗传来，回想着同他一起工作的情景，回想着他兄长般的关怀和笑容，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悲痛……他走得那样早，是我们党、是我们西北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在延属分区工作了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个领导同志一起，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经常深入基层，督导工作，认真履行边区政府赋予专署的权力，在宣贯边区政府政策法令；指导各县加强政权建设，抓好经济民生；发展地方武装，协助军队维持治安；解决辖区各县间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整个延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初，我还在专署工作时，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习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小我一岁，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在此后的年月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四十年代末他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委员时，我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五十年代初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我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由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兼任）；六十年代初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时，我任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因青海的粮食问题向他汇报过工作（之前，他让西北局财贸办戎子和同志捎话，点名批评了青海粮食产量浮夸问题）……仲勋同志作为我的老首长、老领导，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在工作中都给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对他的为人，对他的能力，我一直都是很敬重、很钦佩的。

仲勋同志对党是忠诚的。事实现已证明，当年殃及许多干部（特别是西北干部）的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子虚乌有，是一粧货真价实的冤假错案！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有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向我发难，硬说我是“习在西北的残余势力”，硬把我往习的“线”上拉，最后查无实据，就背着中央撤掉了我的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现在，仲勋同志已经复出，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而我，“撤销职务”的所谓处分已经整整背了18年，问题何时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每想到这些，就让人心寒，叫人心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鲜红的党旗挂在两边。靠墙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我党24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令人振奋，格外醒目。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大会做出了两个重要历史贡献：（一）确定了我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二）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

毛主席在4月21日的七大预备会上说：“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

我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出席了我们党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我是七大正式代表，代表着边区四万多名党员。这是党给我的荣誉，是我一生的光荣！

六

党的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为保卫胜利果实，边区大批军队干部从延安出发，派往前方，派往东北各地。中央决定从延安各级政府部门抽调一批领导干部补充边区军队干部的不足。

是年9月初，组织上通知我到部队工作（马文瑞同志亲自通知我的）。具体岗位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作为原红26军骑兵战士，我对部队本来就情有独钟。从1933年6月兵败终南山离开部队，至今已过去了十二个年头。此时，手握调令，百感交集。在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横刀跃马，和战友一起杀敌的情景；在我的耳旁，仿佛又听见当年隆隆的枪炮声和枣红马的嘶鸣……当初，根据志丹同志的安排，我留在了地方，没能重返红26军。如今，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终于又穿上了军装，又回到了部队，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和我同时调联防军政治部工作的，还有延属分区保安处处长郭步嶽同志（任保卫部部长）和西北局宣传部处长鲁直同志（任宣传部部长）。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是1942年5月和1943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先后成立的。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关养病期间高岗代理），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谭政。下辖八路军120师暨晋绥军区、晋西北新军、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等部队，总兵力约五万余人。

45年9月我到任时，贺龙同志正指挥由晋绥军区等部队组成的晋绥野战军在晋绥地区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联防军时任代司令员王世泰同志，政治委员习仲勋同志。所辖之教1旅、教2旅兼延属军分区、新4旅、警1旅兼关中军分区、警3旅兼三边军分区、385旅兼陇东军分区、绥德军分区等部队约3万余人，继续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我认为，八年抗战中，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能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日寇之所以没能越过黄河进入我西北腹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剿灭土匪，抵御日寇西进，粉碎国民党反共磨擦的伟大斗争中，立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早在1838年，日寇占领太原不久，就陈兵黄河东岸，虎视眈眈，伺机渡河西进。

为加强河防守备，中央军委将整个黄河河防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神木、府谷）、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五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由肖劲光同志兼任河防总指挥。

当时，我还在延长县当县长。在1938年到1940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日寇向我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守之千里河防发动了多次进攻。仅日机对延长县的轰炸就不下10次。

1939年1月，日寇不顾在其他渡口屡次强渡的失败，又在重炮和飞机掩护下，向我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防守之延长凉水岸等河防阵地发起攻击。延长全县紧急动员，进入临战状态。

警备五团广大指战员在我县保安队、自卫军和民众的全力支援下，不顾敌人的猛烈炮火和飞机投掷的毒剂弹，沉着应战，粉碎了敌人从我延长河防突破的企 图，没让日寇踏上西岸半步。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立了一大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每当人们讲起这次战斗，我都为延长军民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担任组织部长的几年里，在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的亲切关怀下，在张仲良、徐立清、李卓然主任的直接领导下，我在军区所部各级领导干部调配及部队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介绍曹又参将军入党。

曹又参将军是我的陕西老乡，1901年生，榆林横山人，北大毕业，思想激进，李子洲、刘志丹同志曾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1945年10月25日，他率部在陕北安边举行了起义，为后来国民党军170多万官兵的起义开了先河。

起义部队保留了在国民党军时的新编11旅番号，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又参将军仍任旅长。吴岱峰同志、贺晋年同志陪他到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好，好，你来了好，我们欢迎！你们是火车头！”为此，《解放日报》发表了《11旅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而起义的火车头》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起义的巨大意义和历史功绩，指出这次起义不但巩固了陕北三边的防务，而且为反蒋反内战树立了一面旗帜。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为他设宴接风，贺龙司令员专门为他组织了欢迎晚会，这个晚会我也参加了。

又参将军起义后，积极靠拢组织。1946年夏，在兼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期间，主动向党提出了要求。我作为组织部长，对将军的进步自然十分高兴。经过严格审查，他于1948年8月由贺龙司令员、王维舟副司令员和我介绍，经党中央批准，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能介绍将军入党，是我的荣幸。

又参同志1970年9月1日在“牛棚”中因脑溢血去世的消息，我是1974年调回北京后，从景范同志那里知道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毅然率部起义，投入党的怀抱，服从调遣，战功卓著，仗义敢言，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民立了很大功劳，最后竟是这样的结局，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他的死，我是很难过的。这又是后话。

1947年3月，胡匪宗南指挥二十五万大军开始了对延安的进攻。

面对这种情势，中央军委3月16日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当时，我军只有四万余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

从3月12日早晨到18日黄昏，敌机对延安实施轮番轰炸整整一个星期，整个延安一片火海。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军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从3月13日开始，按照预定计划，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开始有序撤离。联防军直属机关五百多干部、家属的转移任务交由我领导负责。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给携带文件、设备的人员及有孩子拖累的家属都分配了一头毛驴。尽管大家扔掉了一切不需要的坛坛罐罐，队伍还是相当的臃肿。带领这样一支庞大的、没有战斗力的队伍转移，困难可想而知。

3月17日中午，联防军直属机关干部、家属全部撤离完毕。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对他们撤走后的窑洞逐一进行了检查。所有的窑洞都打扫得很干净，家具也摆得整整齐齐——这是中央要求的，就是让敌人看的，表示我们一定还会回来！

当晚9时，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追上了转移途中的大队。

我们转移的方向是向北，目的地是山西境内某县，路程近千里。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我们主要在晚上行动。漆黑的夜里，队伍里的孩子坐在驴背上的驮筐里进入了甜蜜梦乡；而他们的母亲一样，拽着驴子的尾巴，仍在崎岖山路上挪动着疲惫不堪的脚步。

一天夜里，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时，驮我孩子的毛驴，背上的驮筐在一个拐弯处，撞在了山墙上。突如其来撞击使驴子失去了平衡，它的两条前腿猛地跪了下去，几乎把背上的驮筐掀翻。驮筐倾斜着，一头空担在悬崖边上（一边坐着我刚满一岁的幼子小关，一边坐着我四岁的女儿燕子）。“救救我的孩子！……”走在后面的光宇同志（我的爱人）被驴子带倒。她松开驴子的尾巴，跪趴在地上，象疯了一样，压低声音拼命地呼喊着。这时，席槐等同志冲了上去。他们不顾危险，躺在悬崖边上，用脚勾住正在下滑的驮筐，稳住驴子，一点一点地把悬在崖边的驮筐拽了回来，保住了这两个孩子的小命。

我这个人，有时发起脾气，还是很暴躁的。这些年来，每想起席槐同志对孩子的救命之恩，每想起自己当年因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曾将席槐同志训得痛哭流涕的情景，就会自责，后悔不已！听说，席槐同志后来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当部长，但一直未有过联系，不知现在可好？我谨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向他表达我的战友之情和深深歉意……

三月的黄土高原，寒气逼人。转移途中的艰苦，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漆黑的夜里，我们穿着棉裤涉过一条条冰冷刺骨的河流，又穿着湿透沉重棉裤翻越一座座寒风凛冽的山坳，许多女同志因此落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大家咬紧牙关坚持着，不让一个同志掉队。

途中，为了减小目标，我把队伍编成了左右两个中队，分路行军。快接近黄河渡口时，有一天，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在检查完右队行军情况返回左队途中，遭遇敌机轰炸，一个警卫员的战马被炸死，我的战马受轻伤，我摔在一块大石头上，腰间左轮手枪的准星都给撞歪了，幸好人没受伤。

4月上旬，我们这支队伍历尽千艰万辛，终于渡过黄河，全部安抵了晋西北解放区，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战略转移任务。我望着队伍里那些欢呼雀跃的干部、家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西北野战军、包括联防军所部，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开展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兵，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技战术水平大大提高。其间，根据联防军党委的统一部署，在政治部直接领导下，我带领组织部全体同志和宣传等部门的同志一道，做了大量的工作。毛主席对这一创造性的整军运动给予了很高评价。

1948年3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1949年2月，又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政治委员习仲勋同志。我仍任政治部组织部长。是月，李卓然同志调东北局工作，政治部主任一职空缺。根据需要，贺龙司令员和习仲勋政委任命我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党委书记、代主任兼组织部长，代管政治部的工作。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军区领导机关迁至西安。

贺龙司令员、习仲勋政治委员对军区的部队建设抓得很紧，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我还清楚记得，《西北军区地方部队建军计划》初稿完成后，他们很不满意。认为有些粗糙，要求推倒重做。并再次明确了司、政、后各部门的责任和任务。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同志专门就此问题讲了话，他说：“现在这个建军计划要重搞，……具体做法可以分头搞，司令部由张参谋长组织座谈，政治部由杨尚高、谭生彬同志负责；后勤部由陈、周部长负责。……把材料整理好后，就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贺龙、习仲勋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西北军区的部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部队不仅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都得到很大发展和提高，战斗力大大加强。

1949年11月 ，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和一野领导机关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习仲勋同志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同志任副司令员，甘泗淇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仍任组织部部长，并在甘泗淇同志到任之前，又代理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两军合并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干部工作是重中之重。在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政治委员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择原则，坚持五湖四海，满腔热情地关心爱护每一个干部，为搞好两军合并后的干部调配、干部转业和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政权急需巩固，经济急需发展，人民急需安定，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1950年4月，我响应中央号召，主动请求转业，再次离开部队，带领一批干部转业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为巩固政权，建设新中国，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的里程……

从1940年秋离开延长到延安，到1949年夏离开延安到西安——我在延安工作、战斗、生活了整整九个年头。这九个年头，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极可宝贵的经历，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来源：谭生彬之子谭永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