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孚（1901—1968）
我的祖父张庆孚1901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南街，1968年在北京因病去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全部历程，在腥风血雨中出生入死、英勇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
1916年，祖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大学英文系。该校是我党宣传共产主义的教育阵地，祖父有机会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接触到一些进步人士，思想和行动更趋进步。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学生会会长，组织学生传看《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3年，祖父与安剑平等同志成立了“孤星社”，并创办了《孤星报》，宣传革命的思想。当时，刘华、秦邦宪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祖父参加了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血淋淋的事实，激发了祖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他积极要求入党。同年，经恽代英的介绍，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担任了上海平民学校校长，为工人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925年6月，祖父回到故乡江阴县，参加江阴各界5000多人在公共体育场公祭“五卅”惨案烈士大会，发表了悲壮激昂的演讲，听众无不动容。他与钱崝泉(钱振标)、周水平(周刚直)、茅学勤、孙逊群、朱士能等人，在江阴创办了《星光报》，大家一致推荐祖父担任社长，周水平任主编，分布在无锡、江阴的六位组稿人均是教师身份。《星光报》积极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宣传革命思想，为江阴的建党创造了条件，以后又推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星光报》实际上是江阴建党初期的第一张党报。在此期间，祖父奉太祖母之命与本邑曹淑华成亲。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前后
1926年7月，祖父从上海大学毕业，8月份就紧随恽代英到广州黄埔军校。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祖父任第六期入伍生部第一团四营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办的训练军事人才的学校，祖父的党内联系人是宋时轮。由于一团团长郭大雄和四营营长都是反共分子，常搞摩擦纠纷，祖父忍无可忍，奋起揭发他们违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言行。为此，祖父11月份从虎门调到深圳三营，三营营长邓子超是共产党员，学生中共产党员也较多，有利于开展工作。
祖父在黄埔军校期间，得到恽代英的关爱和器重，同时通过恽的介绍，结识了肖楚女同志，肖同样对祖父印象较好，评价甚高，经常给予帮助和指教，使祖父得益匪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事变，三营邓营长等共产党员被捕，祖父在事变当天去深圳工会开会，幸免于难。以后几经曲折，从广州乘轮船离岸时，突遭一群特务上船搜查，轮船上的工人连忙把祖父藏到水箱里，躲过了特务的搜捕。就这样，在地下组织的掩护下祖父终于脱险，由广州绕道香港回到了上海。不久，祖父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组织介绍，先后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兼军部、师部党团书记，后又派到新编四十七军任师政治部主任兼党团书记。祖父在国民革命军任职期间结识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并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杨虎城部第一师(师长冯钦哉)成立了地下党组织。1928年初蒋介石整编四十七军，祖父被迫撤离该军返回上海。1928年8月至1932年，祖父坚持白区斗争，先后在华德小学夜校、群治大学、法政学院教书，并担任中国左翼社联党团书记，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祖父在中央特科
1932年3月，祖父调至“中央特科”工作。“特科”是1927年11月在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领导下成立的。中央特科在搜集敌情、打击叛徒特务、营救被捕同志、开辟秘密交通线和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1年，由于“特科”行动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致使恽代英壮烈牺牲，祖父闻讯悲痛欲绝。他调“特科”工作后，先后在潘汉年、欧阳新领导下，积极在敌人内部发展情报网，多次获取内部消息，及时向上汇报，让领导迅速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这期间，祖父著述《社会问题大纲》于1930年、1932年出版，《国际经济政治学原理》于1933年9月出版。
1934年9月中旬，一次祖父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他带着一卷绝密文件，一路警惕地注视四周有无暗探，急匆匆地往法租界拉斐德路的住处赶路。进家后，祖父拿出那份绝密文件交给祖母藏好，祖母到后房塞在铺盖夹层内。第二天天刚亮就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吆喝声。祖父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低声叫祖母快去把文件转移，可是已来不及了，叛徒带着特务和法国巡捕破门而入，把祖父从头上搜查到脚，翻箱倒柜，搜了几个钟头，一无所获。一个特务向后房探头，正要去搜，我祖母情急生智，上前一步说：“先生，你们搜了几个钟头，我要用马桶了。”特务看到她是妇道人家，跑不到哪里去，就不耐烦地说：“快去，快出来！”祖母进了后房，把门关上，立即将铺盖卷内的绝密文件拿出来塞进抽水马桶洞内。不料文件是道林纸印的，纸质坚硬，体积较大，尚有一小截露在洞口，就拼命往下塞，由于用力过猛，手部被划破了，鲜血直流。祖母见机干脆用手纸染上血，丢在桶里，遮没了露出的文件头，使人只会疑心是月经纸堵塞了马桶。我祖母开门出来，让特务们进去搜查，打开铺盖卷，里里外外，全都翻遍。最后，一个特务掀起马桶盖，见里面都是带血的手纸，折腾了近半天，只得灰溜溜地空手而去。事后才弄清这次搜查是特务搞错了人头。但为了谨慎起见，祖父母当天就立即转移。
1934年10月间，由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李竹声的叛变，“特科”的工作人员在上海不宜再待下去了。临时中央考虑到祖父过去与杨虎城将军相熟，杨虎城时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遂委派祖父作为中央代表去陕甘特委，任务是与中央红军长征队伍取得联系，给祖父一封用药水写的介绍信，并托父亲带去一部无线电台、两箱药品给长征部队。祖父接受了这个任务。
东北军区军需学校一期女生合影，中排中间坐者为张庆孚
到延安 柳暗花明
1934年11月，祖父离开上海，祖母为他准备了行装。在那艰苦动乱的岁月里，加之边区路途遥远，一家人一旦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但为了革命的胜利，祖父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毅然登上西去的征程。在去陕北的路上，祖父乔装成国民党军官。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由杨虎城部下张汉民旅长(共产党员)的军需长王超北护送。一路闯关过卡，风尘仆仆，于1935年1月到达西安。祖父用药水将临时中央派他为中央代表的介绍信洗出来，然后由西安到陕甘边区的交通员徐国廉送到边区特委。边区的政委高岗、政府主席习仲勋、军长刘志丹、特委书记惠子俊看了介绍信后，派惠子俊带着王世泰的主力营营长于占彪到边界迎接祖父。当时从西安到特区边界未通公路，电台和药品暂时寄存在王超北处，祖父骑牲口前往。2月份，才到达陕甘特委二十六军根据地南梁堡。几天后，祖父即派徐国廉等两人去西安取电台和药品，结果两人被抓，徐国廉牺牲，另一人叛变。再派第二批人去西安，与王超北失去联络而未果。
祖父到达陕北后，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陕北根据地建设。一次在南梁荔原堡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祖父和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杨森、张秀山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等文件。通过这次会议，使陕北根据地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5年7月下旬，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执行正确路线的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人遭到排斥。接着，在肃反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祖父刚正不阿，说了一些公道话，反被污蔑是“假中央代表”，受到关押审讯的非人待遇。到9月下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也被捕了，与祖父关在一起，大家都被戴上脚镣。祖父的脚镣特别重，还被戴上一副手铐，多次被严刑拷打。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二十六军团长王世泰前去迎接，并向先头部队汇报了二十六军许多领导干部和祖父被关押、严刑拷打的情况。中央立即派刘向三带着一部分部队于11月底赶到瓦窑堡，及时制止了对方企图活埋的罪恶阴谋。12月初，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召开瓦窑堡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及时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当天下午博古(秦邦宪)来到牢房，给祖父等打开脚镣手铐，并给关押的人每人发了一套新衣。祖父穿上新衣服，走到关押刘志丹等人的房间，对他们说：“党中央来了，我们得救了，我们重见天日了！”顿时掌声雷动，大家热泪盈眶。当天，在陕北保卫局前院摆了两桌酒席，表示对刘志丹和祖父等被关押人员的慰问。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阴霾扫尽，祖父在延安的日子里，心情格外高兴，精神格外振奋，他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安排，从1936年到1945年九年中，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任政治教员。1938年，根据毛泽东提议，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由30多名成员组成，其主要成员有张闻天、艾思奇、陈伯达、张庆孚、陈唯实、周扬等，期间毛泽东热心组织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期间祖父积极参与新哲学会的各项活动，为新哲学会的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祖父在担任红大、抗大教员期间，以丰富的学识、充沛的精力、革命的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给学员们上好每一堂课，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了党性修养，坚定了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抗大是党中央教育委员会领导之下的教育机构，教育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校长是林彪。在当时陕甘宁边区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对教员提供了一些特殊照顾：一级教员与校首长每月津贴5元，二级教员4.5元，三级以下4元或3元，祖父为特级教员，每月10元津贴，还供应一条香烟(老刀、前门，或大号牌，这些烟都是从西安购买的)。
1944年，经组织安排，祖父进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共编了16个支部，在一部学习的都是师级以上干部，祖父被编在一部第三支部四组，同组学员还有王宗槐、陈锡联、帅孟奇、刘澜波、何柱成、刘英勇等。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王宗槐与范景明完婚。祖父的贺礼是写在红纸上的一首诗，诗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一个如花似春，一个不世奇男，那个家在燕北，这个家在江南，千里姻缘红线牵，你俩相识在民族解放的最前线；人说三岛有神仙，我说神仙在人间，今天恭贺花烛禧，明年再赴汤饼筵，螽斯衍庆，亿万斯年。”当时新房里挤满了人，邓颖超、钱瑛、陈赓、陈再道、王树声等都在窑洞里闹洞房。陈赓等人写的诗名是《背小板凳》。事后，王宗槐夫妇将这些贺诗工工整整抄写在小本子上。目前，祖父的这首贺诗也作为文物保存在第二炮兵档案室里。
祖父培育的桃李遍天下。1937年5月，祖父以“张琴抚”为笔名撰写出版了《国际问题讲话》一书。
祖父与徐特立、周兴等同志的革命情谊
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当时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代理部长，祖父出狱后与徐特立住在一起，他向徐老汇报过去在上海当过平民学校校长、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任过大学教授等经历，引起徐老的关注。二人都是搞教育的，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愈谈愈亲热，愈谈愈知己。在生活上，徐老很关心祖父，当时祖父身上的创伤还没有好，徐老常把别人送的好东西转送给祖父。在北风怒号的寒夜，二人同睡一个炕，同盖一张老羊皮。到第二年夏天，祖父的伤势已基本痊愈，两人一块儿到河里洗澡，衣服打湿了俩人就将衣服放在河边的石块上晾晒，赤膊等衣干，坐在河边畅谈各自的工作，畅谈革命的理想。清凉的河水洗去身上的污垢，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抗曰战争一定能胜利。1938年，我祖母带着小姑母张铁铮经地下党的护送历尽艰苦来到延安。此时，徐老和祖父两家距离较近，往来频繁，每次祖父母去看望徐老，临走时，徐老总是要回送一段路，才依依分手。一次，祖父身体有病，徐老知道后十分关心，忙把他儿媳养的鸡、鸡生的蛋送给祖父滋补身体。
祖父在红军大学、抗日大学任教期间还认识了周兴同志，周当时在西北局做保卫工作，他得知祖父过去在中央特科搞过地下工作，也有共同语言，两人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周兴提出要求祖父教学之外，同时兼做保卫工作。祖父欣然答应，并时常到周兴家串门交流情况，切磋提高工作水平。
祖父在革命的一生中发展证明了两位重要革命同志入党。1927年1月，宋时轮由祖父张庆孚(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介绍发展为中共党员，1955年，宋时轮被授予上将军衔。1949年12月，由毛泽东、张庆孚、李维汉作为历史证明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党中央重新批准李达加入中国共产党。
开国创业立新功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祖父离开抗大，调到东北第一线。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总后勤部任秘书长，东北军区军需学校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2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办公室主任，同年8月任林垦部党组副书记，1956年8月任林业部副部长，195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大代表。这一段期间，祖父一直在林业战线上，为新中国林业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操劳过度，于1959年年底患了严重的心肌梗塞症，长期住院休养。延至1968年2月，自知不久于人世，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系统的回顾。为了纪念已经牺牲的革命同志，为了让子孙后代知道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在病榻上口述并由我伯母记下近2万字的革命回忆录。这一年8月，祖父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67岁。《人民日报》特地发了讣告。国家林业部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肯定祖父张庆孚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他一生撰写并出版的《社会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国际问题讲话》，2002年11月4日由我小姑母专程送回江阴市图书馆保存。
徐特立（中）及其夫人（右二）与张庆孚（左一）合影
身居高位 一生清廉
1949年11月5日，华中军区军需部政治部给我家寄发了一份“参军证明”(参字第31号)，证明祖父在华中军区政治部任主任，希望江阴县政府给予我家适当照顾。可是祖父多次嘱咐我父母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也不要张扬他在外参加革命的经历。我家一直遵守祖父的嘱咐，再难也未找过地方政府。那时我一家四口全靠父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养家糊口，记得我小时候饿肚子是常事，身上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那时祖父每月寄5元钱给我们补贴家用。我上初中那一年，收到祖父寄来的一笔“巨款”600元，后来得知这笔钱是祖父在几个子女间拉“赞助”筹得的，是给我提供的教育基金，并嘱咐不得移作他用。
祖父解放后未回过江阴，我们曾要求他回江阴看看，祖父听后总是摇摇头说：“不要吧，我回去会增加地方政府麻烦的。
张庆孚的“参军证明”
祖父生有二儿二女，我父亲排行老二。祖父早年外出参加革命时，将我父亲留在江阴由我太祖父母抚养长大，听我父亲讲，全国解放后，祖父通过组织才找到了我父亲。
祖父在我眼里是非常慈祥的。记得有一年我到北京，不巧祖父生病住院，我和堂妹一起到医院看望他。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经过那段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是平时吃糠、吃野菜都填不饱肚子的时代。当时祖父看到我又黄又瘦的样子时，皱起了眉头，这时护士端来了祖父的午餐，我看到那香喷喷的饭菜时，口水都要流了下来。祖父看到我嘴馋的样子，叫我赶快将他的午餐吃掉。由于等不及护士拿筷子，爷爷叫我用手抓着吃，就这样，我在爷爷面前吃了顿手抓饭，这是我人生记忆中最美味的一顿佳肴。
祖父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家产，也没有留下一分钱积蓄。我家得到的唯一遗产是祖父生前常穿的一件大衣，一直珍藏至今。
祖父虽然离开了我们这么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他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我要把他的事迹告诉我的下一代、下下代，使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永远发扬光大，将党的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