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白超然

我的祖父白超然，原名士倜，笔名周人、武任、毅、铁、渺然等。一九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陕西省绥德县白家硷村。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中。我的曾祖父白绍曾，字省三，前清秀才，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兄弟分家后拥有一百五、六十垧土地和一座经营绸布的商号，在县城和乡下各有一处院落，共窑洞二十余孔。一九三五年曾祖父病逝后家道开始衰落。曾祖母刘氏，一生操持家务，不识字，一九四四年病逝于陕西三原县。祖父为独生子，有姐妹各一。祖母白香云，粗识文字，一九一八年与祖父结婚后即操持家务，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病逝于兰州。祖母生有一女五子，即我的姑姑庭璞、大伯炳琛（庸）、二伯炳琨、四伯炳琦和我的父亲光、七叔亮。一九三一年祖父又与王秋莪（毕业于女师，一生从事教育，一九七六年病逝于西安）结婚，并生有二子，即我的三伯惠及六叔瑞。

祖父七岁时，与诸叔伯兄弟在本村上家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八年，十五岁时家塾聘留日学生张绣甫为教员，讲授国语、历史、地理、算术等课程。张对学生督责甚严，常讲述国耻故事，传授爱国思想，对祖父有较大影响。一九二零年春，十七岁的祖父离家赴北京求学，曾祖父写信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陕北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李大钊的学生，是祖父的远房表兄）托他照顾。到京后，祖父先在北大补习功课半年，后于一九二零年秋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由于和李子洲密切交往，深受其进步思想影响。

一九二二年夏，祖父在南开中学与屈武、邹均、武止戈等陕籍同学一起创办了《贡献》月刊，热情宣传新文化运动与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呼吁和提倡学生搞社会调查，投身社会改造潮流。《贡献》共出刊四期，在津、京、陕学生中颇有影响，被誉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注（1）

一九二二年夏，李子洲得悉陕西当局拟成立第四师范学校。为争得把学校设在陕北，他找陕籍同学商量，并与祖父和呼延震东利用暑假返回陕北，拜访学界知名人士杜斌丞，得到其赞同和支持，并共同签名上书，促使当局把第四师范学校建在了绥德。一九二三年五月，被称为“陕北革命摇篮”的绥德师范学校正式成立。注（2）

在南开中学五年中，祖父有两年时间与陕西同乡、共产党员黄平同室居住，后来又与他一同考入北大，受其进步思想影响也颇深。

一九二三年暑假期间，祖父由李子洲介绍在北京参加了陕西在京的进步学生组织共进社。共进社总社设于北京，分社分布在天津、上海、西安等地。其宗旨是反军阀、反封建。主干人员有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屈武、杨钟建、耿炳光等。加入共进社后，祖父曾担任天津分社干事和北京总社文书干事。注（3）

一九二四年春，陕北教育参观团杜斌丞等到天津，倡议组织陕北教育促进社，祖父遂与马鸿权、马师伊、高伯定、顾汉三等在天津成立了促进社，并于五月出版发行了《促进》双月刊。祖父曾任该社总干事及《促进》双月刊总编辑。促进社在祖父等离开天津后渐行解体。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祖父于同年秋经黄平介绍在天津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加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及五卅惨案后援会等活动。

一九二五年九月，祖父由黄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谢子长由太原来北京，住在北大后门三眼井公寓共进社的办公所在地，距祖父住地二眼井18号很近，他和祖父每日必会面，会面必磋谈，对时政、社情、中国前途无不谈及，相交十分投机。还一同阅读《共产党宣言》，相互交流心得。经祖父引荐，谢子长结识了李子洲、魏野畴和当时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等共产党人。随后，祖父和白志诚（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生、陕西清涧人）介绍谢子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谢子长与刘志丹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成为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这是祖父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注（4）

入党后，祖父受党指派，曾担任北大“非宗教大同盟”的工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学生、市民为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游行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伤二百余人，祖父作为“三一八”首都革命运动敢死队成员参加了这次斗争。

大革命时期，陕西省的国民党组织大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帮助建立的，祖父在此时期，曾一度担任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委员兼区党部书记。

一九二六年暑假，祖父按照党的指示回到绥德协助时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的李子洲和教务主任杨明轩开办讲习班，担任社会科学的讲授。随后又担任了该校教员兼绥德县第一高等小学校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共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北代战争开始并取得节节胜利，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帮助下参加了北伐，并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进入陕西。国民党陕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祖父和李子洲、安子文一起作为绥德县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奉党组织指令，祖父留在西安陕西国民日报社工作。陕西国民日报社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社长刘天章、总编辑杨钟健、编辑童志超、袁禾生等都是共产党员。祖父担任报社秘书兼社评编辑，并任报社中共党支部书记。办报初期，困难很多，祖父到处奔走，筹集经费，既采又编，还参加印刷和发行工作，经常夜不能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祖父奋笔疾书，以“渺然”的笔名写了《工友与蒋介石》一文，揭露和声讨蒋介石的罪行，文章以国民党左派的口气有力地抨击道：“因为蒋介石能够杀党部的常务委员，能够用暴力解散上海工人团体，能够枪毙在湖南作农运的同志，能够推翻中央议案，能够做出那种违犯党纲、背判纪律的事，免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何怪呢！”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被革命者赞为陕西发表的“讨蒋檄文”。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北京遇难，祖父和刘天章、杨钟健等连日开辟专栏，在国民日报上出特刊，登挽联，写悼文，及时报道陕西各界追悼李大钊的动人情景，声讨新老军阀的野蛮罪行。当刘天章劳累致病后，祖父更担起了主持报社工作的重任，使报纸照常出版发行。注（5）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在蒋介石逼迫拉拢下开始反共“清党”，下令让国民日报停止反蒋。祖父与刘天章等坚决执行中共陕甘区委的指示继续在报上发表反蒋新闻和评论。七月六日国民日报社被封，祖父与刘天章一起遭逮捕。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西安、洛阳、郑州等地的内防处监狱，最后被关押在开封监狱，前后共二十一个月之久。在郑州、开封监狱时，被关押的的狱中党人陆续增加，在刘天章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地下党支部，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坚定胜利信心。还发动狱中政治犯，要求改善待遇，两次举行绝食斗争，并准备组织越狱。刘天章还设法与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于一九二七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报送了《在狱同志调查表》，将狱中33名党员的编号、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原因以及在狱中的现状等作了详细汇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6）

出狱后，祖父得知曾祖父为了营救他，经常徘徊于京豫等地，当时仍滞留北京，于是立即北上找到曾祖父同返绥德，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在绥德县委临时工作。在此期间，祖父曾参加发动要仓粮运动和组织学生、联络武装等地下活动。

一九三零年春，祖父持党组织关系赴北京找地下党，因北京地下党组织已遭破坏而未能接上关系。恰在这时，祖父从共产党人李象九、杨晓初处得知，冯玉祥和阎锡三将发动反蒋战争，并邀祖父去河南邓宝珊部参加反蒋。祖父遂与李象九、阎揆要、史唯然、王伯超、任启明等一起来到河南，在邓部任秘书。数月后，反蒋战争失败，邓被俘，祖父在混乱中将党组织关系与随身行李一起丢失。注（7）

脱党后，祖父返回西安在中山中学和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并于第二年夏重回北大读书，同时兼任北京宏文中学训育主任。这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祖父的思想也发生较大变化。他一心想的是学好科学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因此在学习上十分努力。一九三六年六月，祖父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在这段时间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祖父与谢子长的再次会面。那是祖父兼任宏文中学训育主任不久后的事，谢子长又来到北京并见到了祖父。此后，许多寄给谢子长的信件，都是先寄到宏文中学祖父处，然后再由祖父转给谢子长，有时也由祖父转给谢子长的爱人尤祥斋（她是宏文中学学生，陕北米脂人）。谢子长在此行回陕前夕，还曾亲赴宏文中学向祖父告别。注（8）

从北大毕业后，祖父再回西安中山中学教书。适于右任返陕，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有太白山之游。因祖父在国民日报社工作时于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与祖父相识，因此约祖父同行以考察地质。返回后，邵写游太白感想，嘱祖父代写太白山地质部分，还介绍祖父到陕西省建设厅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祖父接受了陕西省建设厅的聘请，担任该厅技正，遂有机会从事陕西砂金矿和煤矿等方面的调查。由于祖父专业基础比较深厚又肯下功夫进行调查研究，较快便掌握了陕西省的地质情况，并写出了《同官煤田地质》、《安康区砂金矿简报》、《陕西之煤》、《怎样认识普通岩石》、《陕西太白山一瞥》等文章和调查报告，被誉为陕西的地质专家。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祖父以省建设厅技正的身份两次到同官调查煤田地质。同官山多路险，无公路可通，连土路也时有时无，常要步行或骑毛驴开路缓行。祖父不畏艰险，由县城出发，取正东方向，经孙家坪、北庙、周家陵、郭家沟、炭家庄、敖背、至陈家河之东，遇奥淘纪石灰岩，遂西南折行，沿含煤系与石灰岩之边界，经李家塔、椿树沟、四合沟、祁家沟、雷家坡、以至陈炉镇，再前进过汛水河，经周家原、黑池原、庙底沟，直至黄堡以南之石灰岩出现处，然后转而北行，沿西原之边际，经红崖村、刘家那、磴子河、药王后洞、二十里铺、川口、十里铺、王益村、前原、灰堆坡等处返回县城，总计东西五十余里，南北六十余里。最后查明此地区之煤储量为2.444亿公吨，且煤质优良，炭分多，发热量大，堪称上品，很有开采价值，交通问题亦较它处易于解决，还提出了修筑咸同（咸阳－同官）支线的方案。调查回来后，祖父到处奔走，大声疾呼：“为解决陕西燃料计，为开发西北宝藏计，为增加国家财富计，同官煤矿均有设厂大规模经营之必要”。注（9）

当时，抗日烽火正起，晋豫等产煤省相继沦陷，陕西及陇海铁路之煤源断绝。因此，祖父的呼吁受到了重视。一九三六年省建设厅派出钻探队对同官矿区打钻测量，并绘制出矿区详图。一九三九年同官煤矿成立（即今铜川煤矿），并于一九四零年开始出煤。一九四二年咸同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对同官当时已有的私营或商办煤矿，祖父也在组织管理、开采技术、运输经营、尤其是井下安全方面，提出了许多改良的意见。祖父对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倍加同情，他以矿工代言人的身份，激昂地向社会控诉。他写道：“煤矿工人，整天过地狱生活，阳光不得见，空气不足用，已经算是世间最苦的人。想不到陕西煤矿工人所过生活，更非世界其他处煤矿工人所能想象。工人学校没有不说，卫生设备没有不说，剥削工人工资不说，抬高工人食品价格不说，雇佣未成年童工，令七十余日夜不让上井，试问世界何处煤矿有此先例？陕西同官县各煤矿井下工人通常是十余日一换班，陈家河煤矿则是七十余日一换班。凡有人心者，当见十三四岁之童工，七十余日从井下上来，弯腰曲背，面无人色，甚至躺卧不能动作之惨情，无不为之伤心。这种牛马不如的非人道待遇，完全应该禁止”。注（10）但当时官场与窑主是一丘之貉，祖父的控诉及建议毫无效用，直至解放，矿工的恶劣处境依旧。

一九三六年，日寇占领华北，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祖父激于义愤，又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谢华、李木庵、徐彬如、韩卓儒、杨明轩、李象九等发起的“西北救国会”，并与徐彬如共同负责宣传部的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臣将蒋介石扣押，祖父等奉西北救国会之命参加了接管国民党省党部的行动，并曾聆听周恩来、罗瑞卿对时局所作的政治报告。蒋介石获释张杨离陕后，顾祝同到西安，西北救国会被勒令停止活动，祖父和杨明轩等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受到监视。

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但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仍极力推行限共、溶共政策，后来并在全国掀起以反共为目的的一系列摩擦活动。一九三八年秋，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西安，陕西省各机关开始疏散。这时，高协和受陕西省抗敌后援会之命组织“陕北抗敌后援会工作视察团”，高任团长，约祖父为副团长。祖父欣然同意，并与高一起赴陕北视察。到绥德后，当时绥德专员何绍南及榆林特派员徐玉柱以祖父等同情共产党，不主张闹摩擦，与共产党人陈奇涵、李仲英、刘文蔚等过从甚密为由，报告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政府乃下令让高协和和祖父等停止活动。一九三九年春，祖父在返西安时途经延安，于三月十二日延安各界召开的晚会上被邀讲话时，发表了共同抗日和反对制造摩擦等主张，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了消息，CC分子杜衡等又向胡宗南告密。

一九三九年五月祖父到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教官兼《战干》周刊编辑，所编周刊每期均送徐彬如转寄延安。因国民党特务对祖父监视甚严，言行不能随意，极为痛苦。因此，当徐彬如离开西安前往延安后，祖父也即辞去了战干团的工作。

不久，李象九和任启明找到祖父，说他们筹集到一笔资金，邀他到白水县主持筹建煤矿。原来，这笔资金来自李任二人任过正副主任的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是在办事处撤销后，遵照周恩来指示用以筹办工业的。注（11）祖父愉快地接受了李任邀请，于一九四零年一月前往白水办矿。此后，三年半时间一心扑在办矿上。他以李仪祉先生修建泾惠渠的事鞭策自己，想在办实业上创出一条路来。他曾对身边人讲：“李仪祉能给陕西修条泾惠渠，我们为什么不能给陕西办个煤矿呢？”他全面筹划开办建业、东原两个煤矿的事情，并亲任建业煤矿经理兼总工程师。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煤炭生产出来了，运输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后来，白水县政府竟以“通匪”和“鼓动居民抗粮抗丁”的莫须有罪名，派出保警队围抄建业煤矿，逼迫祖父出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祖父于一九四三年六月离开了自己苦心经营并已取得成效的建业煤矿。

离开煤矿后，祖父经刘景向介绍，到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兼总务长一年。随后又应陕西省政府教育厅长王友直之邀，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三原工业职业学校任校长。开始，校内CC派、三青团、复兴社等反动势力极力拉拢祖父，但他不为所动，于是便多次鼓动闹事，祖父被迫于一九四七年春辞职。经马晓钟介绍，祖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再回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任技正兼矿产测勘队队长。因经费紧缺，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工作十分清闲，所以又受聘兼任了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同官解放前夕，祖父应即将赴任同官煤矿矿长的马进之邀，到同官煤矿任副矿长。能到十多年前自己亲手勘测并奠定了开发基础的同官煤矿工作，他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动身赴任。不久，任启明也受中共党组织派遣来同官与祖父接头，并向他布置了保卫同官煤矿的任务。祖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以副矿长的身份，疏通国民党驻军团长刘奉学（后起义），收缴了政治情况复杂的矿警队的枪支，并促使国民党部队撤离矿山。随后，祖父又亲自组织起工人护矿队，精心护卫矿山。因此，当一九四九年四月同官县城解放时，同官煤矿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并于第二天即照常生产。

同官第一次解放后，出于战略考虑，解放军又一度撤出同官，陕西省建设厅要祖父回西安筹划钻探陇县煤田。当时，祖父的族侄白炳琮在国民党48师警卫营任营长驻防西安，祖父向他讲述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认清形势相机起义。炳琮听从了祖父劝告，积极准备起义，当胡宗南退入秦岭时，便抓住时机率领所属各连500余人冲出封锁开到周至宣布起义。经祖父与赵寿山接洽，被编入解放军第六师。

西安解放后，党和人民政权对祖父十分信任，让他重回同官煤矿任副矿长。祖父为国办矿的心愿变成现实，他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整理矿务，组织生产，用多出煤炭的实际行动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他妥善接收了原同官煤矿理事会移交的全部资产和全体人员并予以合理处置，又果断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对矿山实行了民主管理。

一九五零年七月，祖父服从组织调动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技术室任代总工程师，负责西北地区铁路工程地质工作。此前，我国铁路勘测设计与施工部门没有工程地质队伍，也未很好开展地质工作。宝天（宝鸡－天水）铁路虽已修通铺轨，但因沿线地质病害严重而不能正常运营。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零年雨季沿线相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与滑坡。当时担负西北新建铁路与旧线改建任务的西干局也因地质病害而影响了工程进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西干局局长的阎揆要才亲自决定调祖父到西干局来工作。

祖父由同官煤矿来西干局时，从同官带来四名勘探技术人员、一部分工人和四台钻机，组成了西干局的勘探总队，由祖父担任总队长，先后完成了天兰（天水－兰州）、宝天（宝鸡－天水）、天成（天水－成都）及兰肃（兰州－酒泉）四条铁路的钻探，积累了可靠的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带领技术人员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如对宝天线115公里不良地质的成因作出了结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天兰隧道施工中，用钻探机从洞顶钻孔的办法解决了通风不良的问题等。

一九五三年一月，以西干局为主体组建西北设计分局，祖父任地质及路基科科长。为解决工程地质人员缺乏的的问题，分局采纳祖父建议，抽调工程技术人员转业搞工程地质，并为此开办了西北地区第一个铁路工程地质学习班。祖父一个人担任讲授任务，先后讲授了普通地质、工程地质和勘测规程等课程，为西北铁路工程地质培养了最早一批技术人才。参加该学习班的人员，许多成为铁路工程地质方面的专家和骨干。他还组织技术人员利用业务学习和业余时间学习地史学原理、构造地质学、地质制图学等专业基础知识和新线铁路工程地质勘测细则、工程地质土壤分类表等专业文件，以及水文地质和电探等新技术知识，并主持制定了分局工程地质勘探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兰新（兰州－新疆）、包兰（包头－兰州）、宝略（宝鸡－略阳）等线路的设计施工中予以实施。

在此期间，祖父为西北铁路建设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解决了不少关键性技术问题。在勘察兰银（兰州－银川）线路时，他发现大南线经过严重地震区，地震裂缝长达二十余公里，因而提出放弃大南线，改行北线的方案。经进一步论证，他所提方案被分局采纳。随后，他又提出西北黄土质土壤不同于苏联，兰银线上黄土挖方边坡不应照搬苏联的规程（不可陡于1:1.5），而要因地制宜。并根据东岗镇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边坡采用1:0.75，经过实验，证实了祖父建议的合理性，并在全线推行，为西北地区黄土质土壤边坡的设计和施工确定了新的规程。在勘察兰新线乌鞘岭线路时，祖父从地质学观点出发，建议移动隧道位置，降低隧道标高，解决了线路超越乌鞘岭的难题。并使线路缩短了数公里。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兰新线山丹地区发生地震，为了给铁路设计提供可靠依据，在祖父建议下，分局决定抽调人员组成山丹地区地震调查组，由他带队赶赴山丹地区。调查组在冰天雪地里爬山越岭，寻找震中，收集地震的有关资料和数据，终于确认了震中及地震裂度，还绘制出山丹地区地震图，保证了兰新线设计和施工的顺利进行。

一九五六年六月，西北设计分局改为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祖父任地质路基处总工程师，随后任处长。在他带领下，地质工程专业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到一九五八年，全院工程地质专业人员达到289人，成为一支水平较高、经验较丰富、规章制度较健全、机构体制较精炼、机具仪器设备配套、能够胜任复杂地质环境的铁路工程地质专业队伍。如今，在地质学领域里，一门新型分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已经建立起来并拥有数千人的大队伍，祖父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一九五九年八月，祖父任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并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任院代理总工程师。

祖父一生著述颇丰。二十年代，他在《共进》、《促进》、《京报》、《国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三、四十年代，他写过《构造地质学》、《千阳鱼化石》等专著和大量陕西矿产方面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五十年代以后，先后出版和发表过《铁路工程地质人员手册》、《从工程地质角度看黄土》、《处理宝成铁路地质病害的体会》、《宝成、宝天铁路地质病害总结》等著作。还曾主持编写过《苏联专家建议汇编》（《地质"路基（上、下）》、《水文地质》)及《西北及邻近地区区域地质资料汇编》（《区域地质》、《地层地貌区划》、《大地构造纲要》）等书。

祖父在从事铁路建设工作以后，还曾兼任过不少学术团体的职务。如铁道科学院西北研究所所长（1961－1966）、兰州业余铁道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甘肃省分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第二届理事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理事会理事。还兼任过中国第一届铁道学会理事和《中国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编委等。

一九六二年，祖父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六四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会议。此外，还先后当选甘肃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第二、三届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祖父被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三顶政治帽子关进“牛棚”，撤销了一切职务。此前，他正在为通往西藏的铁路进行早期筹划，潜心研究着线路通过盐湖和冻土地带所必须解决的种种技术难题。当时，祖父六十多岁，身体十分健康，完全有可能在西北铁路建设上有更多建树。但这一切转眼之间便成泡影。每当祖父忆及十年浩劫这段经历时，总禁不住为之痛心疾首，黯然伤神。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七十三岁的祖父办理了离休手续离开工作岗位，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为撰写李子洲、刘天章、谢子长等革命先烈的事迹花费了许多心血，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又系统整理了自己二十多年来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作经验，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稿。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祖父病逝于兰州，享年七十九岁。

注：

（1）见《革命英烈》1985年第三期屈武文章：《铮铮铁骨，碧血丹心》

（2）见《革命英烈》1985年第三期第49页文章《李子洲烈士传略》

（3）见《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一）》：《共进社和共进杂志》421页、441页文章

（4）见《革命英烈》1982年第一期第17页文章《忆谢子长在北京的革命活动》

（5）见陕西新闻研究社《新闻研究》1981年第四期文章：《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国民日报》

（6）见《革命英烈》1984年第五期第5页文章《铮铮铁骨，凛然正气——刘天章传》

（7）见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西安市工商联合会编《西安工商史料》第三辑第15页《李象九同志事略》

（8）同注（4）

（9）见《陕西汇刊》1937年第一期

（10）见《西北论衡》1940年8卷1期

（11）同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