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讲话，又是一个农民，讲错了，大家不要笑话。因为大家提到肃反的问题，刘景范同志已经讲了，也许他知道的比我多。过去我也算是一个陕北负责的，当然边区党过去主观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那时我是一个负责的，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不能不负责。一九三三年六月特委扩大会议要提拔工农干部，把我提上去了。到一九三五年春，到志丹、高岗到陕甘苏区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我也负责。那时书记是我自己，组织部长是郭洪涛，宣传部长是高岗，军委书记是刘志丹。郭洪涛说刘志丹是首领，刘志丹说，郭洪涛同志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我说不管他们，人家是知识分子，大家都是革命的，何必如此。以后到了玉家湾，西北工作委员会改组，取消陕北特委，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是我，张秀山是宣传部长，郭洪涛秘书。惠子俊未来，刘志丹、高岗来信：我代理了书记。我当书记错误是很多的。以后朱理治来了，二十五军也来了。八月便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我也搞了。错误很多。肃反便在这里开始。成立省委那时我在延长。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副书记是郭洪涛，我是组织部长。人家说不肃反不行，要洗刷富农。我说富农很好，人家说你没有吃过亏。我也不知道，以为人家是对的，我没有吃过亏，这样便开始肃反。肃反是要肃的，肃反对象，蔡子伟、李西平、张文华、黄子文，省委派马明方到陕甘边传达肃反问题。不久红军开到劳山，打了瓦窑堡，我当瓦窑堡主席，也当了几天，省委省府搬入瓦窑堡。瓦窑堡斗争（今天看不一定要斗争），洪涛说没有斗争，我说斗争要有目标，省政府出了一个壁报也说完全没有斗争。以后我到省府去骂了一顿，这是我的不对。以后人家不管我，我也不管人家。那时保安队的人来说，马文瑞向我要抽纸烟，我没有问，省委也没有给，这是我的不对。我以为二十五军逮捕是对的，我没有管。当时肃反拉了人，他们和我说，到前方去了，我还是组织部长，不知道，丢人不丢人？我不调查也不管，有一次我见郭洪涛与马明方拉话，派崔田民到前方，我去他们不说了，我也不管，你愿意怎样便怎样，这样刘志丹被肃反了，说是到前方去，回来我不知道，这时我是组织部长。郭洪涛同志站在自己立场上应负主要的责任，他在陕北是早到的一个。朱理治是外来的，他不知道，但他不和我们商量，朱理治没有和大家谈一谈，朱理治也应该负主要责任。洪涛同志怎样说我们坏，你应该问一问谈一谈，也不问我、马明方等人。当然二十五军也负责，二十五军不来，肃反也肃不成。以后陕甘晋省委划成了陕甘边与陕北两省委，我也下了台。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马义，宣传部长王达成。这事郭洪涛的反省不大好，我曾和他谈过。朱理治的反省我不大知道，郭洪涛反省不大好。我和他开玩笑，人家说从山东回来的干部带的马夫，在下边贩大烟，打骂人，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下面搞的。”我说你以前肃反，要负责，他说“要朱理治负责”；我说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我不是代表，他说“马明方负责”；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高岗也不是代表，他说“这是下面不选他”；我说提名单提艾楚南不对，他说“是林老提的。”问题没谈下去。我文件没学好，究竟怎样搞不大清楚。当然那时主观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我的意见以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是主观主义指导，陕甘晋省委以前，主观主义还不是统治地位，因为那时革命是向上的，一九三四年三五年打大城市等等，虽然缺点很多。
第二，警备区的问题，李景波同志已经讲过，是什么主义，我也不会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有成绩，总是不大深入，我听侄儿上来说，我们村里有几个富农过去是共产党员，土地革命时，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后来国民党占了，把分过的地要回去。现在又工作，今天还优待他们，老百姓不高兴。为什么不优待别人，这些是否参加国民党，值得考察。我写信去问，他们要土地，是叛徒，又优待他们，调查后给我信。他们来信说，没有要土地，也没有优待，找了许多人如钟仰高做证明。我敢保证，这绝对是事实，如不是事实，我愿受党的制裁。我起初写信去，他们没来信。修水利给他们四千元，他用这钱捞生意（应为闹生意），水利没有修……专员公署，以后绥德发大水，他说打坏了，完全是水推坏了，人家看不出？我的侄儿告了，被他骂的一塌糊涂，“崔田夫官大了，不要家乡自家了”。专署光听区级干部说话，这样是不对的。我不会说谎话，请大家审查清楚，如果我不对，愿意受党的制裁。我不晓得自己的错误，有错误也常不批评，一次开会我和陈部长说，我有什么缺点？陈部长“你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以为要大家批评，批评比较好些。我的话完了。
崔田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七日